论行政的合法性与合法的行政性

行政的合法原则贯穿于依法行政的始终,然而,在目前我国行政的合法性理论中,仅仅把行政合法性限制在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范围内,而不把行政组织的合理性存在作为合法性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无疑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一个错位。行政的合法性变成了合法的行政性,导致行政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将不当利益合法化,严重阻碍了依法行政的顺利进行。     

试论科举制对中国专制政体的支持作用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之所以能存在1300多年之久,主要原因不是能够选拔出优秀人才,而是能够满足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的需要,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扩大统治基础,提供合法性支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试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价值取向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要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而且这个价值取向必须充分体现政党执政的基本规律,这就是:要有利于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有利于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有利于实现各种利益的整合。正确的价值取向是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与完善沿着科学轨道运行的先导。     

视角差异中批判话语的合法性--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所作批判的重新认识

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探究国家问题时分别持有现实视角和理性视角。马克思考察的是国家的现实状况及其成因并进而探索变革路径,他以现实生活中精神本质的异化并非黑格尔所谓国家理念的对象化实现为依据,在批判中以现实国家的不合理性消解理性国家的合法性。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则是要探究国家的本质和依据,即其普遍性和规律性,是以理念的合法性反观现实状况,并不认为"现存"事物就是"现实"的。二者研究视角的差异使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所作理解和批判的合法性受到影响,但却正是在这次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和成功的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主义原则,并深刻影响了其后来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方向。     

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探析

政治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利益分析方法入手,就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民众利益(既包含现实利益又包含预期利益,既包含经济利益又包含非经济利益)的满足和实现,而利益需求是不断前进和上升的,因而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随着社会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单纯的经济增长只能满足人们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利益需求,而且经济增长是有周期的,把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同时,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也提出了要求:即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协调性。     

政府信任关系:价值及其建构

政府信任关系是指公众对政府及其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各构成要素、环节及结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的回应。良好政府信任关系对于公共行政良序发展具有积极的价值,政府信任关系作为一种降低复杂性的机制,可以通过促进合作去提高行政权力的效力和行政运作的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本质内涵,它对于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具有根本的意义。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与法治的发展、服务行政新理念的贯彻实施等是一致的。     

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证据价值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规范的实施程序和高度的可靠性,其测试结论具备了证据价值的三个基本特征——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完全能够作为证据在诉讼中采纳。因此,明确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证据价值并对之加以法律规范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亟需研究的一个问题。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生态文明内涵及历史定位

生态文明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也是其历史定位。这是因为,现代性危机说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都是必然被超越的,人类将进入生态文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把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以生态文明为内涵的现代化必须建设生态文化。     

政府合法性的新宪政论解读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考验。而新宪政论作为新兴的政治科学理论,对于政府合法性具有较透彻的解释力,并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即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公选”方式制度化的困境与创新

公选是公开选拔的简称,现阶段被广泛运用在我国厅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副职的选拔任用中,成为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主要方式.但在公选自身的建构与实践过程中却遇到一些困境,急需通过制度创新与探索加以解决,实现公选的制度化和体系化.本文通过对公选制度化过程中困境的分析,试图围绕"制度化以降低公选成本"的主线,建构一个以定期分类资格考试为主体,公务员考试与公选考试同步的相对合理的公选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