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是如何管理网络的

“实名”传闻引发反弹 不管是因为东方文化的含蓄，还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日本网民多数习惯以虚拟身份穿梭于博客、留言板等网络空间。     

最是报人爱自由

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转折之中,士人群体的身份转换和心态游离,也许是最值得考究的一个面向,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士人的处境与出路更是牵扯着历史的神经。这中间,部分士人向报人的转型过程,展现了一个中国式的公共领域的分娩。在传统社会,清流秉持义理,形成清议而约束士人;到了近代,西方的教会报纸牵引着中国读书人,通过创办报纸、     

网络社会的崛起与文化公民身份建构

传统文艺社会学以一种一元论的价值观将社会文化结构想象为同质性的文化整体，而当下中国文化现实的复杂性与破碎性却强烈地昭示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公民身份理论正是基于对文化多样性的观察，要求承认共同体内部成员文化身份的差异，推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近年来中国网络社会的崛起大大拓展了公众表达文化诉求所需的公共空间，对于中国文化公民身份的建构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混合主体实施身份犯罪的定性

非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即混合主体共同实施身份犯罪,在古今中外的刑法中皆有所规定。现阶段,我国关于混合主体身份犯罪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主要集中在非身份者的身份犯罪主体资格符合问题上。刑法分则中,纯正身份犯以有特定身份者为犯罪主体,非身份者不能构成。但是分则的构成要件在非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罪时,应将非身份者与有身份者从总体考察,非身份者可以在此时成为纯正身份犯的主体,具体定罪时要本着"特殊优于一般为原则,重法优于轻法为补充"的理念来处理。     

农民工的行为选择特点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从"生存伦理"和"道义经济"的视角出发,认为受权力侵害的农民工的行为选择呈现多变性、复杂性和权力性的特点.当生存技能和怨恨不同方向发展或同方向下降时,采取不反抗行为的可能性增加.当二者同方向增长时,选择反抗行为的可能性增长.这是由于当农民工在弱关系和弱文化构成的弱支持下,面对同样的侵权事件,怨恨可能会呈现下降的趋势.反之,呈上升的趋势.     

论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的含义

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中的行为之一。其中的冒用的含义与民事领域中的冒用含义有不同之处。民事领域的冒用含义更加广泛。刑事领域的冒用含义的实质是身份的盗用。我国刑法第196条第三款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按盗窃罪定罪并不妥当,应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对于冒用的特殊情况：机器的被骗、特殊身份者使用以及经过授权者不当使用信用卡,其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冒用＂亦值得探讨。     

道路交通事故不明身份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探析

受害人身份不明且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将给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带来困难。对于受害人死亡的，不能由交警等部门或机构代为收取赔偿金，而应按照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由死者亲属在知悉事故损害后自行索赔；对于受害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应通过特别诉讼程序指定事故发生地的民政部门担任其监护人，代理请求和管领损害赔偿；对于伤者的抢救治疗费没有及时支付的，需要立法赋予医疗机构直接向事故责任入、保险公司或救助基金追偿的权利。     

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自报身份问题浅议——结合X区检察院批捕实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动在给当地经济带来繁荣景象的同时，也给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流动人口犯罪较为突出。当地公安检察机关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首要面对的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问题。但由于流动人口的复杂性和制度上的缺失，往往使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难以确定，这就需要犯罪嫌疑人自报身份。但自报身份正确与否对之后公安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和追诉工作能否顺利展开有着重要的影响。可见，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不仅关系到侦查工作的正常运作，也关系到一个地区乃至社会的稳定。本文试着从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自报身份的总体情况、产生的原因、具体的表现以及应对的对策等角度对自报身份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浙江农村大学生为何不愿进城落户

<正>曾几何时,考上大学当一个城里人,是很多农村孩子的梦想。但在今天浙江省的很多地区,保留农民身份却成为农村大学生的"共识"。2009年,浙江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18.9万人,降幅高达67%。     

试析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在审判实践中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具体而言,能体现股东资格的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出资证明书、股票、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协议,这些材料对股东的规定有时并不一致,法官必须选择合适的标准来确定股东资格。尽管有观点认为应当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来认定股东资格,但是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