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秩序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变化：去身份化与再身份化

本文试图使用“去身份化”和“再身份化”的概念来把握中国社会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化中分层秩序所发生的变化。原有身份格局的解体——去身份化并不意味着身份失去了社会意义,它同时也是再身份化的开始,即建立新的身份资源关联、提出新的权利诉求或设置新的社会限制并加以合法化的过程。这一双向的过程至少意味着身份性原则对市场化中利益格局的形成仍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身份概念解析

身份及身份权研究一直是民法学的薄弱环节,这不仅使我们在对身份关系的理论认识上大幅落后于其他民事关系,而且在客观上造成了立法保护不力、司法实践中涉及人身关系的纠纷解决无据可依的尴尬局面。故此对“身份到契约”和“契约到身份”运动的观察,对不同语境下身份概念的解析和对民法上身份权制度化根据的探讨,将有助于身份权研究的深入。     

同性恋者勒死他人后自勒死亡法医分析1例

1案例资料简要案情某年1月14日下午,杨某(男性,38岁),告诉陈某的妻子请陈某(男,55岁)当晚陪杨某一晚。16日14时许,陈某的妻女无陈某的消息,遂来到杨某的住处找寻,发现房门反锁,叫来锁匠打开门后见2人并排躺在床上,均已死亡。现场勘查两具男尸并排仰卧在床上,陈某位于内侧,杨某位于外侧,杨某项部对应处的枕巾上检见15?×7?擦蹭血迹,床西侧的木质茶几东侧检见一块手表和两张白纸等物品,白纸上放一部手机和一把刃部有条状血迹的水果刀,刀旁检见两张有擦拭血迹的卫生纸。茶几西侧有一个装有70m l白色混浊液的白瓷杯(提取做毒化检验)。两个死者外…     

强调以人为本做好工会工作——务工人员成为天海公司生力军

日前，天海公司工会组织在外来务工人员建会、入会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在该公司千名职工中，以农民身份进城务工人员有281人，已成为天海公司员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海公司认识到：以人为本，做好来京务工人员工作，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需要。该公司首先明确规定：公司与来京务工人员双方必须签订规范的书面劳动合同，依照北京市劳动合同规范进行管理。     

中国有过同性恋的非罪化吗?

1997年新刑法把流氓罪分解为几个罪名,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的非罪化"。非罪化和"无受害人犯罪"是有紧密联系的。新刑法修订过程中关于非罪化争论的单向度理解,把非犯罪化主要理解为轻微违警罪的"非罪化"是大大忽视了"非罪化"更广泛的内涵。立法者并没有为同性恋正名的意图,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却愿意那么去解读。同性恋社群中把流氓罪的消失看成是一个事件,是因为这个罪里边承载了太多的内容,正是因为有了身体的"感同身受"才有了对于刑法修改的过度诠释,才需要这样一个事件来为身体的后遗症进行治疗。"非罪化"的说法不过体现为同性恋者为了逃避流氓污名,对一些西方的象征性符号进行挪用,运用强势话语来论证同性恋权利的正当性。这是一种话语策略,这种策略可能遮蔽了中国对于同性性行为的"罪"和"非罪"并不敏感的事实,但是对于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来讲,也具有针对性。     

办理领事婚姻登记问题浅析

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身份和财产关系的基础生长点，是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领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公民出境人次的不断递增，中国驻外使领馆所承担的「领事婚姻登记」工作量也越来越多。在强调「依法行政，外交为民」的今天，如何做好「领事婚姻登记」工作、为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服务，成为本文的话题。     

中日关系范式的建构主义分析——项关于日本身份政治的议程研究

中日两国关系目前处于较为密切的合作与紧张的摩擦之间动荡摇摆的态势。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支柱,和平友好关系也是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晶。从目前的态势分析,两国间可以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和平,但友好合作的关系却日益受到挑战。本文拟结合中日关系沿革的历史轨迹及当今时代的困惑,以建构主义的观念化结构视角,通过分析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身份的变化,来探索中日关系走出误区与困境的新范式,旨在帮助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去把握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     

出示执法证件的法学界定与民警现场处置策略——以邯郸交警被要求出示执法证案例为例

近年来,机动车违法行为逐渐增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也加大了对其打击和惩处力度。有些机动车驾驶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交通警察的执法检查进行阻挠,拒绝接受处罚,有的还对交通警察进行谩骂、推搡和殴打。从邯郸交警被要求出示执法证这一典型案例入手,依据行政告知的有关事项,深入剖析相关法律、法规中对执法人员的要求和交通警察执法中适用的法律条款,分析案例中执勤警察是否应当出示执法证件,从而进一步探究交通警察在调查、处理交通违法行动中的相关处置策略。     

论民族身份“非法律化” ——反思我国基于民族身份的民族政策

在我国,民族身份是一个重要的法律事实,不少制度性的差异安排以民族身份为分类依据。这种模式的民族制度明确和固化了族群的界限,削弱了公民个人对国家、国族和国民的认同,对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构成巨大隐忧。政治与法律中的平等原则已经一再向我们昭示,种族不是实施差异对待的一个合适分类。而美国和传统中国在处理族群问题上的实践和经验都表明,成功的民族政策的 精髓就是把族群问题“非法律化”和“文化化”。因此,让民族身份逐步退出法律事实领域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