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本质特征与但书的机能及其适用

一般违法行为之所以虽具有社会危害性却不构成犯罪,在于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因而犯罪的本质特征不是社会危害性而是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性分别体现刑事违法性的性质与程度。有关但书机能的争论正是有关犯罪本质特征之争的具体体现,但书的实质在于,通过具体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来决定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因而但书规定是入罪限制条件,要求所有入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均不得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研究但书机能的目的在于,通过适用但书以区分一般违法行为与刑事违法行为,日本刑法理论中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对此具有参考价值。     

“约”与“罚”中的羞辱信效度探究

自宋代《吕氏乡约》始,到明代王阳明《南赣乡约》后,在中国基层社会控制中,乡约依靠公开惩罚灌输符码。基层社会组织通过政治主导、知行合一、族群合作聚合羞辱信号,"约"依靠编制的羞辱"罚"网,训诫不合作者,警示合作者。从羞辱罚的社会实践中,认知羞辱罚不仅仅简单地呈现羞辱力("罚"网)和羞辱心(良知)的对映,而是关联于儒家的文明模式。关注非法律惩罚通过规范化的情绪传递羞辱信号,而"面子"与"关系"参与了羞辱罚的分配。     

语言“异托邦”中建构的荒诞“生活形式”——尤奈斯库《秃头歌女》中的语言“异位移植”现象研究

本文研究荒诞派戏剧代表作家尤奈斯库的作品《秃头歌女》中形式各异、丰富怪诞的戏剧"语言游戏",认为其类似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到的"异位移植"(les hétérotopies)现象,《秃》剧为代表的各种荒诞剧语言变形也是戏剧"语言家族"中的"异位移植",或称"异托邦"。《秃》剧中不同类型的"异托邦"语言现象是异常性与日常性的并置、对立和交叠。从尤奈斯库自己的相关生活体验和创作意图来看,这一"异托邦"并非如荒诞剧传统阐释模式认为的,是对于相似现实世界和人类精神状态的全部写实反映,相反,尤奈斯库的"异托邦"是对于日常语言及现代思维的正常秩序的有意反叛与逃逸,并且意图由此对日常生活进行"分解"和异化。     

“比异”齐飞?——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中美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界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讨论多从"求同"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发掘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和交集所在,推动合作潜力和空间的扩大。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性却不可低估,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突出差异并非否定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正视和摆正差异前提下如何深化合作。因此,中美之间既要求同,也要比"异"。求同是为了寻找共同合作的基础,比"异"是为了使各自更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对方。实际上,在比"异"的基础上求"同",也正是40多年前《中美上海公报》得以签署的智慧所在。恰当的"比异",正好可以看出两国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奠定基础。     

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理论基础探讨——以可罚的违法性为基础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学者们对于犯罪概念中“但书”的规定有很多论述,但是对于它的理论基础问题却大都置之不论,难以对“但书”的立法规定形成理论支撑。以“可罚的违法性”为基础,探讨其作为“但书”理论基础的可能性,则利于为“但书”提供较为充足的理论支持。     

卧底警察陷害教唆可罚性探讨

为了破获案件卧底警察实施陷害教唆,包括唆使他人实施未遂的犯罪,唆使既遂但尚未完成的犯罪,唆使犯罪既遂且完成的犯罪.卧底警察实施不同的陷害教唆诱使他人犯罪,由于其行为不符合教唆犯的主客观条件因而不具有可罚性,不能构成刑法上的教唆犯.     

单位犯罪主体浅论——以“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为视角

我国刑法理论对“单位犯罪主体”、“刑事责任主体”等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讨,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诸多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犯罪主体、两个刑事责任主体”的大胆观点,并建议批判地吸收美国公司犯罪中的“上级责任原则”,以增强对我国立法尤其是司法的指导作用。     

论"假一罚十"承诺的法律性质

"假一罚十"承诺的法律性质如何,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商家"假一罚十"的承诺与商家和顾客之间的买卖合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但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假一罚十"是商家的单方允诺,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它以买卖合同为生效条件,属于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     

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单位犯罪适用＂双罚制＂和＂单罚制＂均存在很多问题。＂双罚制＂已经成为为有关人员开脱或者减轻罪责的重要手段,而＂单罚制＂是否处罚单位犯罪的方法值得商榷,其违反了近代刑法确立的个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抑制单位犯罪的效果也值得怀疑。     

日本：严惩酒后驾车 同乘供酒者并罚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道路交通法》对酒后驾车做出了严格的规定，除对酒后驾车者本人严加惩处之外，还设有“车辆提供罪”、“酒水提供罪”以及“同乘罪”等新罪种，从各方面减少酒后驾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