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窃入罪:反思与限定

扒窃入罪,不受数额与次数的限制,会模糊行政罚与刑事罚的界限,导致选择性执法,有损司法的公正与权威,因而有必要予以限制。但书规定是限制扒窃入罪的法律根据,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界分行政罚与刑事罚的基本理念。只有达到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类型化的违法性的最低标准,满足盗窃罪的违法性的质与量,才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方可入罪。     

试论未成年人处置的宽容性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的相继出台，人们越来越关注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问题，开始建构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等全方位的保护体系，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笔者认为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的重要特点。“宽容”一词源于《荀子·非十二子》：“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意为宽恕能容人。因而所谓处置的宽容性，就是指在追究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和法律责任的适用上，采用较宽恕的法律标准和较容人的适用方式。…     

我国刑法中的不能犯界说——以危险判断学说为基准

在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是未遂犯的一种,具有可罚性,但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始成立不能犯在理论上存在争议。比较不能犯判断的诸种学说,我国宜采用“具体危险说”来区分不能犯与不可罚行为的界限,并以行为后所调查清楚的该行为因果序列中的一切事实为基础,根据科学的准则来划分不能犯与能犯未遂的界限。     

试论苗族习惯法之“罚三个一”的村寨社会功能

贵州惠水县鸭绒乡村民以青苗和打铁苗为主,其苗族人口比例占全乡总人口的96%,全乡七个村寨至今还保留罚三个一习惯法的惩罚规范。罚三个一即意指受罚人向村寨里每户人家赔偿一斤酒、一斤米、一斤肉,这种惩罚实施时,与村民聚餐有类似形式。本文在描述这种惩罚方式的同时,探寻在这一活动和仪式过程中体现出来习惯法,所具有的惩罚、裁决、教育、调节等积极的村寨社会功能或伴随的消极的社会功能,进而思考社会主义法制在民族地区推进的方法与态度。     

行政处罚财产罚权利义务双向异化现象解析

当前行政处罚财产罚往往出现作为执行人的行政机关极为被动,而被执行人却处于主动的情况。权利人更像义务人,义务人更像权利人。这就产生了一种双向异化现象——权利异化成了义务,义务异化成了权利。     

“原因中自由的行为”之罪过形式分析

“原因中自由的行为”(actioliberaincausa)所针对的情形是指“行为人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决意的行为,或者在该状态下能够预见的、但在丧失行为能力或责任能力之时才实现的行为。”[1]对于该法理所针对的情形,现在已经没有学者认为不需要刑罚处罚,肯定其具有可罚性已经不容置疑。在此背景下,存在着转变研究方向的必要,即需要从重点论证其可罚性转向集中精力研究对司法实践具有急迫指导意义的问题。[2]正是循着这一思路,本文将探讨分析原因中自由的行为所针对情形的主观罪过形式,以期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一在对原因中自由…     

《尚书》民本思想述论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先秦国家历史文献,其中包含的民本思想给后世政治以重大的积极影响。其民本思想主要有克明俊德、忧劳戒逸、重农裕民、明德慎罚。这些思想是整个儒家政治思想中生命力较强的部分,在古代曾哺育了历代的贤明统治者,限制和软化专制暴政、维护封建专制政体正常运转;在近代成为中国人民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基础和衔接点;在现代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问题研究

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如何并罚决定执行的刑期,我国现行刑法并未作具体明确的规定,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也就无所适从,做法不一,给数罪并罚制度留下了亟待解决的立法空白。本文阐述了法学界对于此问题的四项主张后,重点介绍了其中最值得提出讨论的"折算说"的优缺和采"分别执行说"的依据,最后笔者强调并解释了坚持"分别执行说"的原因、依据,并结合"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如何并罚问题的调查与研究问卷"分析,建议立法部门尽快做出司法解释。     

未遂教唆研究

未遂教唆是指教唆者一开始就以使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以未遂而告终的意思进行教唆的情形 ,不同于教唆未遂。传统刑法理论从共犯独立性与从属性以及共犯处罚根据的角度探讨未遂教唆的可罚性问题 ,有所不妥。考虑未遂教唆故意的确切内涵以及未遂教唆行为本身的违法性 ,未遂教唆属于法律上所讲的教唆行为 ,因而成立教唆犯 ,应适用通常的教唆犯原理来解决教唆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论青少年发展的异时性与违法犯罪

青少年发展异时性,是影响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异时性引发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问题有几个方面:公民的角色意识不强、自我中心、人际关系障碍、心理冲突加剧、缺乏谋生技能等,对此应采取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