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履行公证告知义务

公证告知义务写入立法是法治的进步,其将公证行业的执业规则用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形式予以体现,反映了立法者对公证义务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作为一种执业原则,它是刚性的,但在公证程序的执行过程中,这一原则如何得到恰当的落实,并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和保障呢？     

让人大代表“突袭视察”成为常态

日前召开的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修订通过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办法》明确,市人大代表可在不事先告知的情况下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持证就地视察,了解现实中最真实的情况,避免视察活动的走过场和形式主义。(《人民日报》)     

美国非正式情报监督机制

美国的情报监督机制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大部分。正式监督机制强调的是宪法、其他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及正式规程对情报机构的约束，包括法律对情报机构地位与功用的规定、预算审查程序的设置、情报活动的定期检讨以及情报机构对国会的告知义务等。总统主导的行政监督、国会的立法监督、法院的司法监督以及情报机构自身的内部监督共同构成了正式情报监督机制。     

擦亮眼睛购买二手房

在北京,二手房是很多买房人的第一选择,相比新房,二手房具有是现房、地理位置佳、价格便宜等诸多优点。但是由于中介公司资质不一、买卖双方的相关知识缺失等原因导致二手房买卖纠纷频发。二手房交易涉及的环节比较多,各种手续也比较复杂。首先,这类交易一般涉及三方主体,买房人、卖房人、中介公司。其次,签订的合同也不止一份,除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还有居间服务合同、定金合同以及各种补充协议等等。再次,买房人需求多样,购买能力不一可能涉及贷款等手续问题。所以任何一方出现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争议,都会引发纠纷出现,直至诉讼到法院。     

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影响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疗机构方面的原因。一是医疗过程中告知义务履行不够。患者仍然处在弱势地位,加之一些医护人员法律观念淡薄,对患者应该享有的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不予尊重,存在比较严重的侵犯患者知情权、选择权的现象,降低了患者满意度和信任度;二是部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较低,对病人生硬冷漠。病人作为特殊群体,心理上、生理上相对脆弱,医生对病人及其家属的漠视和不关心,容易导致患者病情恶化,错失治疗最佳时机,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大视野DA SHI YE点评

向各类奇葩证明说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从2015年上海浦东新区等地对部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到2019年13个省(市)和5个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工作,相关改革实践在总结工作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将进一步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问题。     

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2007年，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法学界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讨论开始从死刑复核权的归属问题转向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革。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辩护律师可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并发表意见，但是，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问题始终没有解决。2021年《法律援助法》正式确立了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就立法表述而言，有关“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死刑复核被告人”的规定是多方意见博弈的产物。这种立法妥协存在指向范围不明、条文界线模糊等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与现行相关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问题，亟需从法解释学立场予以回应。为确保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相关司法解释应从完善告知机制、构建法律援助工作服务机制、保障辩护权利等方面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的相关配套机制。     

医学人体实验的法律规制

生命科学的进步离不开医学人体试验.由于医学人体试验会给受试者造成伤害,在鼓励医学人体试验发展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尽最大的努力减少其给受试者带来的危害.对此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一)健全我国医学人体试验的立法体系;(二)完善医学人体试验的管理运行机制;(三)建立医学人体试验严重不良事件补偿赔偿制度.     

告知承诺政策:一种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

在国务院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的政策背景之下,如何准确解读告知承诺政策的理论内涵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任务。究其根本,告知承诺政策乃是一种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这种制度化信任资源具备实践方式的行政性、价值导向的利他性以及灵活避险的决断性等基本特征。其实践路径应当包含重视信息甄别、跟进信息追踪、倡导德法并举、关切风险补偿等方面内容。从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层面界定告知承诺政策,建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更深刻理解和剖析告知承诺政策的内涵本质,更好地明确和把握其具体实践策略,也为扩展和深化政策科学领域信任问题的相关研究视角提供了必要且极具针对性的现实依托。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外部运行环境优化分析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确立之时,未融合与相关制度之间的关系,导致立法后该诉的运行环境错综复杂。理论上来看,与第三人制度的脱节,与案外人再审之诉的重复,导致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运行举步维艰。2013年至2016年的诸多裁判文书统计数据证实外部运行环境的问题妨碍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作用的发挥。有必要以制度融合为导向,完善第三人制度,尤其应设置诉讼告知制度,实现第三人撤销之诉与第三人制度的功能衔接;取消案外人再审之诉,避免重复救济,最终优化外部运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