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户外广告位经营权公开出让暂行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41号《重庆市户外广告位经营权公开出让暂行办法》已经2010年10月11日市人民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市长黄奇帆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要点关注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组织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进一步健全节能减排政策机制,推动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实现节能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确保完成“十四五”节能减排目标,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均衡性原则之“权重公式”的反思与重构——一个法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为避免均衡性原则适用的模糊抽象,具体化成为学界共识,量化方法颇受关注。阿列克西设计的“权重公式W_ij”的影响力较大,发挥着定序量化分析的功能,但公式的适用范围受限及构成要素的赋值不当,降低了其应用价值。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构“权重公式”的适用框架,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能强化公式的适用能力,使量化过程更具客观性。在以利益为核心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权利”作为公式的适用对象,经必要变量的逻辑改进,“权利”的保护强度作为公式的构成要素;经济学上的价值及“权利”的损害导向确立公式的量化基础,继而“权利”能实现货币等价或价值评估。尤其基于经济学的替代理论,“权利”之间构成了新的权衡模型：“权衡公式B_ij。”在“权衡公式”的结果判定上,B_ij≥1,手段不符合均衡性,不应改变“初始状态”下“权利”的比例关系;B_ij<1,手段符合均衡性,且尽力选择使B_ij值更小之手段。“权衡公式”兼具体系化与精细化分析能力,保持了严密结构和强操作性,为更普遍的实践应用提供新思路。在“权衡公式”与成本-...     

论证据强度对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影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何以实体从宽面临着正当性缺省的困境.刑事一体化背景下用证据强度概念解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是合作式诉讼模式的重要选择,凸显刑事诉讼进程对定罪量刑的重要作用.证据强度是对证据的整体性评价,是法定证据标准实然降低样态的动态反应.从政策、办案机关和辩方视角看,证据强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     

试论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

一、政府机构改革的沿革建国以来,我国共进行过八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前三次改革分别在1952年、1956年和1961年,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推进的,依赖的基础是政府命令的方式指挥经济、配置资源。改革的目标是解决机构臃肿,行政管理环节过多,效率低下等问题。改革的内容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或收权。因此,改革的结果必然不可能脱离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即计划经济体制,机构改革使机构越改越膨胀,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属物,这是因为收权和放权均未触及根本的经济关系、产权关系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后五次机构改革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     

重庆市碳排放量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1998～2008

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公式和碳排放系数缺省值,计算了重庆市1998～2008年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并分别分析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效率改进对重庆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不显著,能源效率改进是导致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关键原因.     

重庆市船舶修造业管理办法

《重庆市船舶修造业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2月27日市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加强对船舶修造业的管理,保障船舶修造质量     

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泛化适用与价值平衡——兼评新《民事证据规定》第47条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47条细化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适用范围，以期达到书证提出命令发现案件真实和追求实质平等的制度宗旨。但是限制性规定的缺位，以及明确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等特定内容之书证纳入制度的调整视域，直接造成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泛化适用，侵犯公民和法律特别珍视的特定利益，引发非理性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失衡。基于此，理当在坚持书证提出命令一般性适用之前提下，规定必要的除外事由，适当限缩其适用范围，并以严格限制下的秘密审查程序为补充，查明除外事由的存在，以更妥善的制度安排寻求发现真实与特定利益冲突之间的价值平衡。     

我国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管制公私法合作模式论——面向城市治理目标有效实现下的思考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管制模式的改革,不仅与个人财产权之私益的充分实现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关涉城市治理目标能否有效实现的重大公共利益问题。我国现行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践行的是以命令和服从为基本特征的单一公法管制模式。本质上,这一模式是单一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的体现,忽视了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践中,擅自变更土地开发强度管制的违法建设现象屡禁不止,宣示这一管制模式步入了运行失灵的困境,致使现行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管制法律制度所承载的公私益两大目标难以实现。容积率指标交易是突围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单一公法管制模式运行困境的理性选择。法理上,这一举措改革了单一的公法管制方式,在管制的规范结构中嵌入了相应的私法方式,从本质上践行了公私法合作模式。     

解析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时的主观误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政最高长官张学良对东北军下达"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军6天即占领辽宁省三分之二及吉林省城与铁路沿线城市。笔者从张学良先生晚年的回忆口述史料入手,分析张学良本人对日本政局、东北局势、列强立场、中国时局、东北军自身等五个方面存在的主观误区,力争解析支撑张学良错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