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以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为诱因的侵权案件频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消解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与知情权、解释权、被遗忘权、脱离自动化决策权保护冲突的关键是,对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处理,分别进行效力认定。网络平台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致使信息主体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符合我国《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之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主要权利”的认定,在考虑合同内容的同时,应奉行合同性质决定论;以“理性人”构建网络平台的解释义务标准,力争在保障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     

“借名买房合同”的法律分析——基于实务视角

"住房乃安身立命之本",随着经济发展,房价疯长,一系列如房屋限购令、经济适用房等关于购房的限制性或者优惠性国家政策在各地颁布,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借名买房的情况。借名买房在实务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纠纷,笔者拟基于实务视角,通过分析"借名买房合同"的法律关系,为该种纠纷的解决提出自己的思考,并进而向其他购房者提示"借名买房"的潜在风险。     

新刑诉法视角下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制度设计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以其公开、公正、便捷等特征被越来越多的应用。新刑诉法总结近年实践,增设了刑事和解特殊程序,明确了适用的案件范围、条件、程序和法律效力,弥补了原刑诉法律规定的不足,对于规范和指导检察机关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给依法办案和司法公正带来     

TRIPS协议公共利益原则条款的含义及效力——以TRIPS协议第7条能否约束其后的权利人条款为中心

TRIP协议第7条规定了TRIPS的5个目标: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传播、技术知识的生产和使用、社会和经济福利、权利义务平衡。对该条的含义、效力、适用范围等问题存在不同理解。有学者认为该条解释性价值与序言中的任何规定相当,对其后的条款没有约束和指导效力。从国际条约的表述结构、文义解释、WTO案例指导和适用、国际技术贸易的客观要求等方面来理解第7条的效力与含义,并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遵守、解释、失效之规定,可以看到:TRIPS乃有效条约,对其各成员有拘束力,必须善意履行;TRIPS第7条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指导效力,具有整合TRIPS条款的重要地位,是对与TRIPS的一致性进行评估的重要依据之一。     

部分共犯和解量刑问题研究——对“从宽处理”与“量刑平衡”的再认识

共犯的量刑平衡并不意味着可以依据和解共犯的部分和解行为对普通共犯进行从宽处罚,且将造成部分被告人"搭便车"的现象。限制从宽处罚的幅度便是一种相对务实的做法,但仍然面临认定上的障碍与适用上的混乱。从宽处理作为刑事和解的主要方式,已随恢复正义而被纳入刑事责任体系之中。量刑平衡是指兼以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为根据的量刑平衡,是多重目标价值的体现,其与对部分和解共犯的从宽处理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冲突。     

中日和解的缺失:一种地区安全结构的解释

东亚是中国崛起的舞台,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前沿阵地,但东亚却面临着"巴尔干化"的危险。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轮辐式双边主义的过剩,而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却相对匮乏。这就使得中日之间缺乏有利的安全环境,从而也使两国长期为历史问题所困,从未实现真正和彻底的和解。而来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经验,验证了多边主义的安全框架对实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东亚,无论是轮辐式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相较于欧洲,都呈复杂形态。因此,在厘清它们的分际之后,我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从而为中日两国早日实现真正的和解,提供一种所需的路径选择。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公诉案件中的构建

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的运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处于探索中,有一些积极的经验积累,也出现了一些争议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立法上的合理支撑,因此,我们应该致力于从立法高度将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加以合理的构建.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之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程序有三个条文。通过梳理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已有司法实践和讨论,可以描绘一幅当下刑事诉讼法对其的吸收和抛弃的全景图;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条文的具体内容,新《刑事诉讼法》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取得的成就和缺陷则凸现出来,为将来的司法实践、学术讨论提供了互动的新机会。在将来互动中,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规则将不断完善、司法权威也不断提高,当事人权利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浅析我国医疗纠纷协商和解中的法律规制问题

由于在医疗纠纷和解方面表现出来的简便、经济、快捷、专业性及保密性强等优点，医疗纠纷和解机制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纠纷的一大途径。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解决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但这些解决机制都存在不足，势必要引导我们寻找一条更好的途径。而根据我国目前的状况，和解应当是快速，有效、便捷的方法，同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医疗纠纷的和解解决机制同样也存在着问题，和解中的权力滥用，和解中的法律责任，和解中的适应部分等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解决和完善，以更好地解决纠纷，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     

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所签合同的效力

正案件背景:A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未经股东会决议,自行决定以公司名义同B公司签订了增资入股合同并加盖了公司印章,合同约定B出资1000万元加入A公司,A公司负责办理增资入股手续。合同签订后,B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但A公司股东会在讨论B增资入股事宜时,未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决议通过,合同无法继续履行。B提起诉讼,请求判令A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A公司抗辩认为增资入股事宜未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决议通过,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