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和解的适用

民事检察和解是检察机关作为引导者参与民事纠纷化解的重要职能,其内核为公权力参与私权的调整和处分。检察机关要履行好引导者与监督者职责,既要做到合理适度参与又不过多干预,既要能定分止争更要注重私权保护。在实践过程中,适用程序设置不完善、法律效力不明确、救济路径不畅通等问题阻碍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的良性发展,可以从启动程序、案件适用范围、效力要素、救济途径及衔接机制等方面探索切实可行的适用规范予以纾困。     

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二审路径探析

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二审裁判的难点是,一审法院对先位之诉作出原告胜诉判决,被告提起上诉后,未经一审法院裁判的后位之诉是否移审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认为先位之诉无理由时,能否直接对后位之诉作出判决？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后位之诉移审且当然得裁判说（肯定说）;二是后位之诉不移审与裁判说（否定说）;三是后位之诉移审但原告声明始得裁判说（折衷说）。肯定说与否定说均过于绝对,折衷说更为合理,但由于我国上诉制度缺乏附带上诉、扩张上诉声明等规定,导致折衷说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民事诉讼,故必须对折衷说进行适当修正。     

适用自愿和解方式处理轻伤害案件探析

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深,犯罪动机简单,社会影响面小。刑事诉讼中轻伤害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从而终结刑事诉讼程序,能够实现最佳的刑事诉讼效益。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到检察院的轻伤害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根据被害人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请求情况,主持调解或由其双方自行和解,进而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等决定。     

夫妻单方转让名下股权效力的规范解释与完善路径——以结构功能主义视野

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野下,夫妻单方转让股权的行为具备商事外观法与家庭伦理法的双重价值构造,为实现二者在民法典体系中的融贯性,需要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之上,在依据商事外观法寻求交易信赖利益的同时,给予婚姻共同利益以同等尊重和保护。在进行股权转让效力的认定时,应以有效为原则,以无效为例外,具体判断标准是处分股权的行为是否用于夫妻日常生活,界定夫妻日常生活的标准可以辅助以股权转让的交易额度,同时在处分有效的前提下,给予非持股方利益以相应救济方案。由此,可以实现股权转让的交易财富在夫妻团体和社会之间形成“系统循环”,维系社会主义现代家庭的和谐、有序运转。     

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民诉法解释》第93 条和第247 条解析

《民诉法解释》第93 条的规定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 条。其中相关条项下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的所谓“预决效力”,在学理上与既判力的概念及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与此相应,《民诉法解释》第247 条有关“裁判生效后”禁止重复起诉的规定则应视为直接以既判力作为基础的程序规范。本文将第247 条与第93 条的解释相结合,梳理了既判力和预决效力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这一特定语境下的内容、相互间的关联及区别,并依据前后诉的主客体及时间范围是否一致等因素考察前诉可能对后诉发生的法律效果,在解释论上构成了一个可资对相关程序规范进行理解和适用的概念整理框架。     

医疗纠纷协商和解机制的法律规制与完善

调研数据表明,医患双方对协商和解给予较高期待,现实中大部分医疗纠纷亦是通过协商得以解决的,但当事人对其信心度却严重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医疗信息不对称、医患互信度低、协商和解效率低下以及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缺乏保障等;对此,应通过加强医疗资料数据的过程管理、健全医事援助等公共服务体系和完善医疗纠纷协商和解程序,使协商和解成为有限度、有特色、有效用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税收基本法的"母法"地位质疑--兼论税收基本法的价值

制定税收基本法是件大事,它不仅有利于调整税收关系,而且为弘扬现代税收法治思想提供了契机。本文拟从立法角度,对税收基本法的地位、效力和价值进行分析论证,并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中的母法”提出质疑,并与大家商榷。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目前,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要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明确界定“领土”的内涵;将《刑法》第6条至第10条的“本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我国公民在域外犯罪的,采用“双重犯罪原则”;对适用保护原则惩处外国公民在域外侵犯我国国家利益的情形尽量作详细规定;取消对外国人在我国域外犯罪适用我国刑法最低刑期的限制;在《刑法》中增设刑事代理审判原则以严密法网。     

刑事诉讼中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检察权的配置,是检察制度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检察改革的核心问题。合理配置检察权,需要考虑现有的宪政基础和制度框架之要求,考量检察工作的法治功能和现实需要,平衡检察权能的拓展与限缩。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检察理论乃至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问题,需要广大检察干警自觉、深入地思考和研讨,更需要系统内外的积极对话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