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认定标准探析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与管理性/取缔性强制性规定相对应的一种法律规范,其对合同行为的效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标准,学界并无统一认识,司法解释也未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从法律规定本身对合同效力有无明确规定、强制规定限制的主体等几个方面具体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与管理性/取缔性强制规定.     

推定同意的刑法意义探究——兼谈医疗手术行为中的紧急推定同意

推定同意是指根据事实的具体情况推定被害人同意对其合法利益造成侵害的行为：推定同意有为被害人利益的推定同意和为他人利益的推定同意、紧急推定同意和非紧急推定同意之分;不同类型的推定同意,其效力依据有所不同;推定同意经被害人认可,特殊情况下经司法人员认可。与实在同意具有同样的效力;医疗手术行为中的推定同意应当符合最佳利益原则．实施和作出对被害人最有利的行为和决定。     

刑事诉讼中的和谐价值宏论

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以来,关于和谐价值的探讨已经如汗牛充栋,但就刑事诉讼中的和谐价值问题却一直没有人进行研究,而这一价值又常常被刑事诉讼法学者所使用。和谐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凝结着中国人的智慧。我们不仅应用世界的眼光解决中国的问题,更应从中国的问题出发,用中国的眼光来解决世界的问题。刑事和解的最主要的价值理念就是和谐价值,在整个刑事诉讼价值体系中应当明确树立和谐价值理论,并依据和谐价值理论凸显伦理道德的要求,从而使刑事诉讼的过程和结果更和谐,实现其真、善、美的统一。     

刑事和解案件范围论

因和解内涵的理解差异,刑事和解案件范围在立法、司法与学界存在严重分歧。刑事和解案件范围的确定应当立足于刑事和解内涵的重新厘定以及刑事和解与刑事政策在案件处理方面的差别。当刑事和解建立在当事人双方达成谅解而致起诉权的放弃与加害人刑事可罚性降低的前提下,它只能适用于存在被害人的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而且,应当遵循宪法原则、平等原则下的差别原则及公序良俗确定其中的个罪能否和解。     

法官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采信与心证形成的路径分析

2012年《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专家辅助人两种出庭情形:与鉴定人进行质证;对案件所涉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两种情形不仅在事实认定中承担着本证与反证的不同功能,其意见效力、法官采信的逻辑亦有差别。目前,专家辅助人意见在我国不属于法定证据,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其视为当事人陈述的规定,更加弱化其效力,导致实践中法官在采信专家意见时难以操作。因此,赋予专家辅助人合法的诉讼地位和法定证据效力,并对专家辅助人出庭的条件、资质要求、意见属性、法院审查标准等方面予以规定,不仅完善立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智慧性生存范式: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本土化建构——基于恢复社会正义的视角

在当下中国建构民族地区和谐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基于族缘关系的同质性和凝聚力,刑事和解已经成为民族地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智慧性生存范式.刑事和解以建构谅解型和协商性司法模式为基准,通过建构本土化的刑事和解路径,恢复社会原有的正义,增益于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秩序性建构.     

马英九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

同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复电,向习近平表示感谢。马英九在复电中表示：“贺电敬悉,谨致谢忱。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达坚持‘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本党自五年前在台湾重返执政伊始,相关部门立即在此项‘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中断近十年的和解与合作,迄今已签署19项协议。     

祛魅与赋值:德国调解制度的路径选择与反思

德国调解立法所呈现出来的迂回或者出路,带有明显的韦伯话语中的"祛魅"色彩,它科学地把握了调解的逻辑架构,较好地回应了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新调解法对调解员、调解程序和解法官等以精细化的法律规定,使调解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更加符码化,其运作也日趋规范化,并为市民社会所接纳和包容。在我国和谐司法建设中,应该以德国的新调解法为学习范本,还原调解真实的合理性面相,在功能目标定位上,凸显出回应型法中的协商和调整精神底蕴,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其德性回归;也应该适时推广和完善法院外调解机制,为专业人员实施调解拓展空间,完善相关调解程序,以此提高调解效率;还应借鉴德国的和解法官模式,有效地实现诉调对接。     

和解之魅 兼谈律师在和解中的作用

十余年前执业之初曾代理过一起离婚案件,笔者代理男方,成功促成了原被告双方和解,。一年后,路遇这起离婚案件的当事人手牵一孩子在路边蹒跚学步,紧跟其身后的女子冲我嫣然一笑。一年前为万余元彩礼而咆哮公堂执意离婚的原告和被告现已经娇儿绕膝,和好如初!上述经历让初入行的我隐隐感到律师的价值并非仅在胜诉。笔者撷取部分代理过的以和解方式解决的案件为例,试图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律师促成当事人和解中的基础和作用加以分析。一、宏观方面     

“吴梅案”与判决后和解的处理机制 ——兼与王亚新教授商榷

我国传统的刑法学理论于20世纪50年代继承自前苏联的刑法学。因政治运动的影响,此种理论一度受到抑制甚至被废弃。进入20世纪80年代,传统刑法学基本处于恢复与重建的状态。传统刑法学是在法律虚无主义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构建本身就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