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的"知情—同意"框架偏向于通过信息主体自治以保护个人信息,这一路径选择对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构成了严苛的限制,实践中也存在形式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经验逻辑看,"知情—同意"规则需要考虑更为具体的场景;而在具体场景中,对信息主体的经济激励机制可以引导和促成信息主体的"同意"。因此可以将经济激励作为同意的促成机制,这有助于在不偏离"知情—同意"规则的前提下,为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双重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平衡方案。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信息处理者可与信息主体共享数据利用产生的经济收益,由此适当突破"必要性原则",获得超出为信息主体提供服务之目的的数据处理权限。但经济激励机制亦需受到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制,避免被泛化为普遍适用的数据处理后门。在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中,可以考虑引入经济激励制度,构建人格保护与利益激励相结合的"二元机制",在坚持人格保护的原则下,通过经济激励机制有效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     

微信搭桥 织就联系群众服务网

抓住互联网普及面广、信息传播快的特点,黑龙江鹤岗边境管理支队建设路边境派出所创新建立“微信群1+N”工作模式,即设置1个总群每日汇总信息、22个分群随时掌控辖区动态、116个子群联系每户居民和经营主体,有效织密了联系群众的服务网。架起“普法宣传”高架桥,法治在线“面对面”2019年初,建设路边境派出所探索推行了“普法惠民、为民服务”工作做法,以“普及法律常识、提升守法自觉、加强自我保护”为工作目标,在日常走访宣传的基础上.     

推动生态富民走向高级形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     

探索生态文明司法保护的江苏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求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江苏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区之一,也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亟需以法治力量解决这些问题。设立南京环境资源法庭,是法治江苏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做好长江大保护要实现“三个转变”

泰州古称"三水",江水、淮水、海水在此汇聚、交融、激荡。古时先贤对水生态就很重视,我们今人更加有责任守护好一江清水。近年来,泰州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的重要指示,创新实施"健康长江泰州行动",开启了以"三个转变"引领长江大保护的生动实践。     

京杭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模式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模式的选择和创新,是解决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关系不良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和重要突破口。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模式有传承人主导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企业主导模式三种基本类型。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模式的选择和创新,必须坚持非遗保护与开发相统一原则和非遗本真性与商品化相协调原则。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具体模式的选择,应在综合分析影响互动合作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模式的创新,主要包括优化旅游开发模式和强化旅游反哺功能两个方面。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民族团结提供了最有效的路径。     

国外生育保护假期制度研究

总览世界各国的假期设置,发达国家以及东欧和中亚等地区,对假期设置更全面、标准更高,具体表现在各个假期的时间更长和福利水平更高,假期类型的设置多样化等方面。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在生育假期设置方面,法定假期长度和福利处于世界前列,但法律法规政出多门,立法目的不利于女职工保护,制度体系不完整,法律法规在不同群体中的落实状况差距较大,企业成本负担过重,政府责任缺失。国外生育保护假期制度中清晰的假期设置理念、科学的假期设置体系、较为合理的成本分担,以及利益相关方角色的准确定位,都对中国修改和完善女职工假期设置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