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主体利益观的“变异”与加强执法监督之思考

行政执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其实质是特定的利益关系的损益。受行政执法行为直接影响的利益,主要有三种：其一,以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秩序、安全维护为内容的一般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或称公共利益);其二,纳入行政执法领域的相对人的利益;其三,与行政执法主体或相对人有牵连的第三人的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说,利益观就是价值观,它是主体对于作为客体的各类利益所作的评价和选择。上述三种利益在执法活动中都不是孤立存在,它们相交织形成特定的对立统一关系。行政执法主体的利益观是行政执法活动的主线,     

论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对各国善意取得制度的探究,论证了立法的必要性,进而从其含义,历史沿革,存在基础,构成要件,受损方的法律救助等方面论述该制度,并详细分析了动产的范围,分类探讨各种动产在不同情形下如何适用该制度的问题,同时提出了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基础是法律回应社会需要以及法理念转变;“受让”需为有偿交易行为;对“善意”的界定和占有人因欺诈、轻信而丧失占有时取回占有委托物的法律建构等全新的观点和一些立法建议。     

条约法上的善意原则

善意的基本含义包括诚实、公正和合理。善意原则是一项既构成一般法律原则也构成国际法一般原则的国际条约法的基本原则。它在条约的缔结、履行、解释和争端解决的过程中通过与其他原则规则相结合的方式发挥重要作用。它维持条约法乃至整个国际法的精神和价值,保护条约主体的善意行为,排除恶意行为的合法性或有效性。     

论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被称为法学上的“精灵”,困扰学界与实务界多年。关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存在着不同的学说,本文通过对合同法立法过程的考查以及在准确界定无权处分内涵的基础上,主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本身其效力原则上待定。其中,善意取得制度涉及民事立法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以及司法实践中若干重要制度的解释适用,因此,本文对无权处分之效力与善意取得制度作总体把握。     

所有权与抵押权冲突之解决路径——开发商将已售房屋抵押后抵押权人与买受人权利优先保护认定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不断推进、棚户区的改造等因素,大量房产、土地被拆迁、征收。当被拆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开发商将房产按照拆迁安置协议交付给被拆迁人使用没有办理房屋过户,后因为资金链问题又将房产抵押给银行贷款。根据物权法定,不动产以登记为准的原则,抵押权优先于一般债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买受人符合四种情形提出执行异议,可以阻却执行。同样是物权,这就出现期待权和抵押权两种物权之间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平衡抵押权人和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存在不同的观点。     

论行政相对人之程序对抗权

程序对抗权应该是行政相对人在遇到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法律（主要是程序法律）而采取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对抗违法行政行为的权利。程序对抗权在理论上、立法上以及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尚待完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和“控权论”是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的法理渊源。我国对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在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过程中都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实践中加以强化和完善。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几个问题

《物权法》对善意取得制度作了规定,但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就善意取得制度构成要件、遗失物和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自己建议。     

论善意取得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适用

传统民法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动产物权变动的观点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潮流。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物权变动登记制度各有其优点,相互间不能够彼此替代。为了鼓励交易流转、促进经济发展,应当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以便更好地兼顾所有人与第三人的利益。     

数据本地化措施援引安全例外的解释论

安全例外条款是国际贸易中平衡贸易利益与非贸易利益的灵活性机制。数据本地化措施是各国普遍采取的维护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国内监管措施。当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新颖性和规则导向数字贸易格局的构建亟待对安全例外条款的全新阐释。基于演化解释的路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可被解释为一国的“基本安全利益”。但是,基本安全利益包装之下的经济利益目的仍然应当被排除在可适用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范围之外。而“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则需要在国防和军事利益或维持法律和公共秩序的利益受到紧迫威胁时才可能满足。就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而言,数据本地化措施援引安全例外条款应当遵循善意原则的要求。以此为标准反思美国政府在TikTok事件中的实践措施,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尚存诸多现实问题且无法满足安全例外条款所明确规定的一系列要件。     

相对人审查义务在公司担保合同中的边界分析

在我国当前担保制度构建中,公司作为商事主体之间的担保占有很大的比重,且由于公司追求利益的本质,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需要尽到的审慎义务就比较多。现行《民法典》《公司法》对公司担保问题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拓展了公司外部非关联担保和公司内部关联担保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应用,并辅之以相关程序的限制,包括只能由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关联股东回避规则等,这对于规范公司之间的担保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行法律规范对公司担保实践汇总相对人审查义务并未进行系统性规定,从而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法官结合主合同、担保合同效力,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时的知悉情况等因素进行裁量。基于此,本文将以《公司法》第十六条为重点,以公司担保制度相对人审查义务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立法、司法层面关于相对人审查义务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期廓清当前关于相对人审查义务存在的障碍,推动公司担保制度的成熟发展,合理限定相对人所应承担的责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推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