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中“社会团体”概念使用的演进

社会团体是社会组织领域一个重要概念,现行法律中使用频率较高,通过北大法宝检索,84部现行法律中出现了社会团体的表述。社会团体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明确的重要法人类型,深入学习贯彻民法典,有必要对法律法规中社会团体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历时梳理,以期准确把握。根据笔者的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法律法规中社会团体的表述最早出现在1950年公布的《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与乡制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千年相承的乡村体制只是在近百年内才发生转型.在乡制的转型中,虽然交织着国家权力强化与社会力量成长的矛盾性发展,但占主流的始终是前者.自晚清以降,支配与指导乡制改革的价值理念始终是工具主义,即仅仅将它作为强化国家权力控制力的手段,作为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治理工具,而没有同时强调其制约国家权力、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在价值.因此,一旦国家权力感到不再需要,就完全有可能将基层政权的民主自治性质弃之不顾.这种缺陷,既直接反应在乡制变迁的曲折历程上,也反应在现行乡镇体制的实际运作中.     

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辉煌一时的山西票号在向现代银行过渡中曾出现过两次机遇,但都没能把握住。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就票号错失变迁机遇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第一次合组银行失败———初级行动团体的缺失。由于其内部制度导致了决策层创新能力的逐步弱化,阻滞了初级行动团体的形成;第二次合组银行失败———次级行动团体缺失。由于组织内部各利益主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合组计划付之东流。     

“村改居”社区转型期自治模式探微——以杭州市西湖区为例

“村改居”社区处于行政村向城市社区过渡与转变的阶段,这类社区呈现出典型的过渡特征。探讨这类社区自治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对“村改居”社区的建设与发展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城市化过程中“村改居”社区建设特征与问题的分析,探讨了“村改居”社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演变过程以及制度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村改居”社区良性发展的若干思路。     

村治困境的社会维度分析

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村民自治种种"乱象"与劣质自治的根源在于承载村民自治的农村社会已经支离破碎。农村社会衰败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成员的流失、农村社会关系的松散断裂、农村社会秩序结构性要素缺失。欲破解村治困境,必须对症下药,通过充分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村庄次组织、培养乡村公共精神等方式重建农村社会。唯有一个健康稳固的农村社会才能支撑起有效率的村民自治。     

大学章程之制定程序

在法治原则下,程序的意义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无论对实体价值的促成而言,还是就程序本身的意义来讲,法规范的创制程序都值得关注。作为大学自治之“宪法”的章程的制定程序,一方面,其与一般法规范制定程序相比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另一方面,在大学自治之价值与利益主体相关性之原则的要求下,其又具有若干独有的特征。研究大学章程的制定程序,对于理解章程文本的内容、章程的实施乃至大学自治都具有重要意义。     

志愿服务意蕴中的公民社会研究综述

近些年来,党和国家已经把志愿服务提高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当代“公民社会论”者把志愿性社团看作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研究志愿服务需要与研究公民社会相联系。国内外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主要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现代西方学者对公民社会内涵和分类的研究,以及我国专家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研究等。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公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必然催生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是志愿团体,志愿团体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是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公民社会在发展市场经济、促进民主政治、遏制国家权力过分膨胀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非政府组织发展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在应对灾变、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中所充当的"第三方"的重要角色,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但其消极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工作所面临的一项新的挑战。     

社区自治：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主要经历了行政型、合作型两种模式。实现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目标,但目前条件尚未成熟。要实现社区自治的目标,必须从加强社区治理的法律建设、积极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积极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社区理念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