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时间的实务分析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自1990年入法以来,对于其行使的起算时间一直存在较多争议,在处理实务案件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统一,虽然后续相关规定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在实务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于起算时间的理解、运用仍有一些无法统一、存在争议的地方。本文主要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起算时间的历史沿革、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旨在分析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内或合理期限届满后能否协商变更顺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起算时间以及分期支付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起算时间问题,希望能够给实务案件的办理提供一些参考。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方面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为我们深入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     

论破产程序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

担保物权的优先性在民法中不可质疑,但在破产程序中,尤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则受到诸多限制.这种限制系破产程序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同时也是破产法立法价值嬗变的结果.基于利益衡平原则,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必须合理,我国这方面的立法尚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刑法适用与实践考量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但却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法律防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罪名。依法防控需要从法律适用和实践两个维度,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相关规定。在法律适用层面,需要重点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进行分析;在实践层面,需强调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应注意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中国古代的"四海"意识与艾儒略《四海总说》

中西交流是以地理知识的沟通揭启序幕的,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新知识,往往难以一时被中国古代士人所接纳.其中诸多细节,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例如中西关于"四海"的诠定.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四海"从传统的经史体系而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而在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地图和著述中",四海"从西方的航海大发现而来,用来唤醒中国古代士人的世界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反映了中西交流的曲折历程.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对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受到屈原“发愤以抒情”的影响。揭示了文学艺术创造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理论的一个优良传统。在理论上对后世的诗、文甚至是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从不同角度丰富、发展了“发愤著书”的思想。直至今日,这个传统仍在发展中。     

努力找准公交公益性与运作市场化的平衡点——访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局长孙建平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解决上海交通问题的根本途径,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来逐步完善。近日,本刊专访了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局长孙建平,请他结合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开展的公交优先专项监督。谈谈政府主管部门如何进一步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并针对公交公益性、公交吸引力、公交服务世博等“关键词”,展望上海“公交优先”的发展“蓝图”。     

预告期性质研究 —— 基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重视角下的分析

预告期作为劳动者辞职或用人单位预告解雇的期限,其性质的阐明关乎实践中诸多问题的厘清。在肯定预告解除权为形成权的同时,认可预告期"始期说"的内在性质,在"程序说"与"条件说"的外在性质辨析,在法律、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关于预告期规定的选择中不囿于现有学说,在适当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以及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同时,提出区分预告解除主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适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中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逾百年之际,有必要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现象和问题.“会通说”是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之谜”的主要解答模式,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从内在机理上看,“会通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谜是不彻底的,文化客体间的“会通”只是基础,文化主体的“接受”才是关键.从文化观角度看,立足于狭义文化观立场的“会通说”,并不能完整系统地反映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从广义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可见,由文化的“会通”进到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矛盾运动展开的两个基本环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逻辑的主客体辩证法.“主体接受论”是对“会通说”的合理继承和深化,它更全面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辩证法.     

解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局限性CSSCI

近几年来,日美澳印四国战略互动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日益加强,成为牵引亚太格局变动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日本,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不遗余力地推进四国战略合作。该战略合作是中国崛起背景下,日美澳印重塑亚太格局,攫取权益的平台和路径,并且呈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但是,该战略合作也面临着局限性和困境。战略合作框架的不完善、大国因素的影响、四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不同、应对中国在四国对外战略中位置的不同等因素制约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