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战略接近的动力与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去年11月8日开始对英国、德国和西班牙3个欧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9月5日在北京举行第八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中欧双方在双边的国家层面和多边的欧盟层面的频繁互动,表明中欧正在战略上实现迅速接近。随着中欧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双方对彼此     

论公司经营范围的准确定位

公司作为一种营利性组织,必须以其组织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为基础进行经营活动。传统公司法中,对超范围经营活动,法律赋予其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体制的转变,经营范围的绝对性受到了质疑。本文分析了经营范围的功能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采用相对无效原则。不将其全盘否定,放宽限制,给公司充分的经营自由,同时兼顾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博诚印刷厂召开职代会组长联席会议

日前，海淀区劳动、工会、建委、公安四部门联合成立了2个执法检查大队，对27个重点工地、37个重点劳务公司和去年发生过拖欠工资现象的劳务公司进行了重点检查。     

论国际环境责任的私法化

科技发展及人们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在客观上增加了对地球环境的压力。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热切的期望与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屡屡受挫,是一种不应有的现状。“国际环境责任”是造成这种状态的桎梏之一。以往国际法中国家责任的惟一性,已经不能适用社会发展的节奏了,国际环境责任多元化已经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从学派论争角度解读犯罪本质

现代法治社会“,罪刑法定”已成为共识,然而,对犯罪本质的认识仍是学派纷争的焦点,其中最经典的当属西方刑法学说史上刑法客观主义与刑法主观主义的对立。剖析学派论争及其所持理论的困境,笔者认为,吸收刑法主观主义以及刑法客观主义的合理思想,从国家和公民两个视角来理解犯罪的本质,对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犯罪的涵义和我国现有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完善,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新探索

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转变这一历史语境出发,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思考,都与他对福特主义以及由福特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变化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正是福特主义造成了现代国家的组织、管理与控制特征,并使国家的控制与市民社会的建构联为一体,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与霸权的获得联为一体。在这一基础上,葛兰西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将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并指出革命的策略必须从传统的运动战转向阵地战,才能颠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美国如何激励科技创新

1．政府调控有力。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似乎不怎么管科技方面的事情，科技创新的工作似乎都是企业和大学在做，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形成了一套与“三权分立”的政体相适应的科技管理机制。虽然联邦政府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全国科学技术活动的组织、协调与规划，但是行政、立法、司法三个系统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技工作的管理。通过有效的调控，联邦政府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推动着美国的科技创新不断向前。     

关于合肥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建设的研究与思考

2004年11月,国家批准合肥市为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希望通过试点,探索依靠科技创新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路子,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区域创新发挥示范作用。这是合肥市一个十分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在科技创新型城市建设上取得成效,对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抢得先机、占得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报告主要通过合肥现有优势和存在问题的系统分析,对推进试点市建设提出对策建议,为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季宜珍等诉财保海安支公司、穆广进、徐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而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地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生命是不能用价值来计算的。故对上述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不能简单的依据户籍登记确认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因素加以判断。对于常年生活工作在城镇,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已经融入城镇生活的农村居民,如果发生死亡事故,涉及赔偿问题的,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对转型国家多冲突的理论分析

转型国家多冲突是“民主和平论”总命题下的一个分命题。该命题的核心是指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易发生冲突。转型国家多冲突的命题有其合理性。它提出了转型国家多冲突的多层原因并分析了产生冲突的各种因素。本文认为 :转型国家多冲突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 ,转型国家体制的完善落后于国民膨胀的参政意识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导致的冲突 ;其二 ,大国的指手划脚和强权政治改变了转型社会的节奏导致的冲突。这两种因素是构成转型国家多冲突的根本原因。转型国家可以通过转型节奏、转型层次和转型体制的有效控制来减少内部冲突 ,不能把国家体制的转型寄托于大国 ,否则只会带来更大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