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礼仪新奥运论坛

礼仪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的。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序、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作为人文奥运的重要内容，北京将掀起文明礼仪宣传的热潮。本专题将通过不同论点，展现人文奥运理念给现代的人们带来的变化，表达你我共同的心声——2008，让我们相约在礼仪奥运之年!     

加快融入滨海新区建设大格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加快发展”。这标志着滨海新区已由城市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也给大港今后一个时期实现更大更快发展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社会转型中农民主体性的构建

传统农业社会都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消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人的独立性”。中国农民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随着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农民缺少的不是进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而是缺少必要的权利和自由。笔者认为,农民发展必须以农民利益主体独立为前提,实现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从而得出中国农民发展的最终归宿应该是:自由的农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农村。     

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实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问题

一、民族文化的生存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第三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有一个"生存"问题.这是由于西方的强势文化对各弱小民族的文化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各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学习西方,发奋图强,都面临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大规模移入第三世界国家,西方文化也大举入侵,大有吞没各弱小民族的文化之势.第三世界各国都为此伤透了脑筋,我国当前出现的关于什么可以"接轨"与什么不可以"接轨"的讨论也是这方面的一种反映.     

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公务员法》——浅析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借鉴、继承、肯定、突破、创新和完善

《公务员法》从2001年初着手起草,到2005年4 月27日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 次会议依法审议通过,并由国家主席依法公布,历时四年,先后13次易其稿。《公务员法》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执行,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务员的管理由过去依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简称《公务员条例》) 的行政法规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定型为法律制度, 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综合法律。《公务员法》的制定和公布结束了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工作没有大法的历史,填补了我国法律体系的一大空白,标志着公务员管理进入了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在干部人事法制建设和整个人事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国家战略视野中的亚太区域旅游合作

亚太地区是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核心区域.对于中国参与亚太旅游合作,应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加以审视,应以经济互利互惠的"富邻"战略、对话与文化沟通的"睦邻"战略、国土安全与和平的"安邻"战略为目标,全面开放与周边接壤国家的边境旅游,并通过经济文化联系发挥中国的地区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品牌".本文主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国的亚太旅游合作环境及战略架构进行了探讨.     

蒙古的国家安全战略及中蒙安全战略关系

蒙古作为中国北方的邻国,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对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和安全意义.从巩固中国北方边境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继续重视发展与蒙古的关系是中国对蒙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中蒙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俄蒙关系、美蒙关系对中蒙关系的影响,制定稳妥的对蒙安全战略.     

积极推进以案例教学为重点的研究式教学——杭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十五”时期教学改革的主要做法及下一步的基本思路

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深化教学改革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校院历史地形成以教师为主体、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的接受式教学方法。这种接受式教学方法以素质教育为主要目标,侧重于基本理论、方针政策和文化知识的传授,在一定时期,促进了党政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理论水平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但随着世界成人教育发展趋势的变化,培训对象的需求、特点也在发生变化。顺应这种变化,党的十六大从国家工作人员个体角度提出“五种能力”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提高干部素质教育的同时,要特别注重…     

全球化语境下主权和法治的关系

通过分析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主权和法治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民族国家主权是导致法治被限定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和法治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和全球治理联系起来。本文认为,由于全球化时代主权形式发展趋向的不确定性,全球治理并不必然选择法治作为其治理模式。但是,法治却是保障全球治理成为“善治”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