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基于仪式的构建、逻辑与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校园仪式构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培育的场域空间,发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培育过程中的功能机理,积极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培育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制度建设的贡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集中了全党智慧,反映了人民意愿,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决定》意义重大、贡献很多,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其贡献也很多。     

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全球贸易与知识产权创新论坛(2020 ) ”综述

“中国正从重要知识产权消费国转变为重要知识产权生产国。中国认识到,建立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全面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认为,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     

法治视阈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善治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遭遇社会转型期,历史积累的问题与改革发展的问题交织,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尤在基层社会凸显。从根源上看,基层社会矛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多为民众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重构基层社会矛盾治理路径,规制各方行为,维护好群众合理合法权益,是为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之首要任务。新形势下,应以法治思维为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归,培育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组织和基层部门行为以及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的法治规制,从而构建多元解纷的法治机制,达成涵摄“多元、共享、参与、合作、宽容”等包容性治理元素的基层社会矛盾多元善治,从而化解社会风险,维护公正、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     

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不仅对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也从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国家能力的分化,塑造着各国的未来。     

首次亮“家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33.5万亿

家家有"家底","家底"是家庭追求幸福生活的保障;国家有"家底","家底"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行政事业单位也有"家底","家底"是谋求事业发展的依托。2019年10月23日,2018年度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首次亮"家底",交出"明白账"。财政部部长刘昆受国务院委托作专项报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与意义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是我们党生命力、创造力的重要体现,更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行动指南。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核心要义与重大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南。     

推动我国应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应用基础研究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旨在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抢抓新一轮全球科技发展先机的必然要求和有力支撑。由于缺乏整体战略布局,内生动力不足和产学研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原因,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应用转化率较低,缺乏顶尖创新人才和企业,制约着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应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创新机制体制改革以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推动我国应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