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杂志创刊发行

在第二届“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会议期间，由国家行政管理研究基地陈瑞莲教授主持，澳门特区行政局、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中国行政管理研究会、国家行政学院部分领导参加，讨论并决定创刊拟用汉语、英语、葡萄牙语刊发的学术杂志《区域公共管理研究》。该杂志由中山大学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和澳门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学会主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暨公职局和澳门行政基金会协办，计划于2007年首先在澳门公开出版发行，为半年刊。主要栏目有：一是理论研讨，重点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研究方法等；二是实践探索，着重讨论欧盟、东盟、泛珠三角等实际区域公共问题；三是港澳问题研究，专门探讨港澳公共行政及其改革、粤港澳合作、澳门与葡语世界的关系、澳门的区域竞争力等；四是学术信息，主要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学术综述和有关会议综述；五是学术书评，重点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和前沿理论作译介和评述。热忱欢迎有志于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界同仁多赐佳作!     

排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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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生读“天下”中国

中国与俄罗斯联邦互为近邻，交往渊源已久．而且利益攸关。应该说，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广泛，这一民族的文学、音乐、芭蕾、绘画、电影等等．都曾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记。那么．中国在俄罗斯人眼中生着一副怎样的“面孔”？俄罗斯人如何理解过去和现在的中国？     

“鸟巢”赞歌——写在国家体育场第一阶段建设胜利完成之际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纪念碑。2008年奥运会给北京、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北京理所当然要有一系列新的标志性建筑。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场馆,“鸟巢”体育场从设计方案出台、业主招标,到中间的“瘦身”修改,及最近的外壳钢结构卸载、内部工程启动,各个时期都受到了国人的高度关注,映射出我们对奥运精神的追求,对强国富民的渴望,对和谐世界的向往……     

把维护社会稳定当成第一责任

随着各项改革向纵深推进，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进一步调整，社会矛盾增多，特别是项目建设引发的征地拆迁问题、土地矿产等资源配置中引发的权属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与“三大纠纷”相互交织引发的农村群体性矛盾以及弱势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凸现。如何在快速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可保利益

<正> 保险并不意味着也不应该向任何人无条件地提供保险,以免在损失发生之时,使有些被保险人从赔偿中获取一种纯净的利益。在实践中,对此进行控制的相当可靠的方式,便是采取"可保利益"原则。一、坚持可保利益原则的目的在判例和成文立法中,贯穿于可保利益原则全部发展途程的两个主要目的,曾引起立法     

伊斯兰国家的教法改革

<正> 一伊斯兰教法的专称"沙里亚",原指"通往水源之路",泛指"行为"、"道路",进入法律成文期以后又称"沙里亚法典"。教法以教义学为基础,基调是伦理性质的,它以"安拉"的名义,规定了一个穆斯林在宗教上、道德上和法律上应当遵守的一整套义务,因     

国有企业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能力的思考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纷纷制定新兴产业发展战略,2010年中国政府正式部署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近5年,国资央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其领域范围随着时间推移会发生调整变化,具有先导性或前瞻性、战略性、倍增性和辐射性、可持续性、国际竞争性等特征,发展周期分为孕育阶段、不稳定阶段、转换阶段和稳定阶段,不同阶段对创新要求不同。国有企业需客观认识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合理谋划资本投入,落实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造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原创技术策源地,借助创新联合体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加快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能力。     

从性质"二元"到系统关联: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持续了30多年,以"理想类型"的方法进行理论构建会发现影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三种范式,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二元界分的"性质—归属"范式;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衔接的"功能—结构"范式;法治和系统语境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一体化的"规范—系统"范式.每一次范式转换前都可能伴随着某种方法论的视角转变,以"理想类型"方式构建的经由"视角"到"范式"再到不同"范式"转换的链条,清晰地呈现了我国法治事业推进过程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联方式不断被理论和实践认知与改写的历程.三次范式转换从学理上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进路和图样.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