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应用好用足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力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有位有威，真正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应当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用好用足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力。这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为创新护航——2006年知识产权发展方向

2006年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开始实施“创新”战略的第一年,同时也将是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关键之年。在“十一五”规划的头一年,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被提升到国策的高度。创新不仅关系着“十一五”规划的落实,更关系着整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而知识产权作为创新的护航使者则应积极地对创新需求进行回应,这是国家赋予知识产权事业的历史使命。作为信息产业内的期刊。我们尤其关注,知识产权如何促进产业的技术创新。信息产业是高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同时也是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产业,知识产权对产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模式及作用具有典型意义,因此研究信息产业内两者的相互促进作用非常重要。     

外国直接投资在非洲现状述评

资金短缺长期困扰着非洲发展。为弥补资金缺口,许多非洲国家采取了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政策条件的优惠与宽松,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重返非洲大陆。然而,外资流量虽有所增加,但占全球总量很小且起伏不定;流量在母国和东道国都呈严重集中格局;资金流向以基础产业中矿产资源初级部门为主,制造业引资继续低迷;南非在非洲大陆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综观外国直接投资在非洲流动的特征与趋势,需要重新审视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非洲国家必须采取适宜本国的工业与财税政策,引领外资方向;将外资与外援结合使用,重点投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     

我国《行政程序法》如何定位

我国未来的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应在规定程序问题的同时,规定一些必要的实体内容,在主要体现公法属性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引入私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既应规范与约束行政主体,也应规范和调整行政相对人,既应规定外部行政程序,也应规定内部行政程序,最后还应规定目前一些无法可依的行政司法程序。在立法模式选择上,宜从我国实际出发,制定一部基本的而非包罗一切的行政程序法典。     

西部区域法治建设的要义——兼谈法治区域、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

西部开发不仅仅是西部经济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要推动西部社会整体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最终实现西部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形成西部社会良好法治环境和秩序为目的的区域法治建设，自然也就成了西部开发的题中之义了。...     

Why Overseas Moguls Choose Beijing

The decor of Behrens’officereflects his Chinese passion.Hecomments,“As you see,I am fas-cinated by Chinese culture,espe-cially Chinese furniture andarchitecture.”Behrens assumedhis office of president and CEOof Siemens Ltd.China in October1997.Having previously workedin Beijing in the early 1980s,heis amazed at the city’s remarkable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twen-     

论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商事通则的制定

在我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民商法典或单独的商法典,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本文从商法的历史演进及世界各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发展,系统阐述商法不能法典化的理由;进而提出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立法模式选择。     

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几个问题的刍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结合物 ,兼具刑诉与民诉二者之特征。探讨当事人范围、附带民诉制度中公诉与私诉等问题。提出建立有偿主义、国家垫付制度的设想。     

论网络赌博罪的认定及其立法建构

网络赌博罪是一种新型犯罪形式,凭借其犯罪成本低、风险小、利润丰厚等优势,而在全球迅速蔓延.相对于传统赌博罪来说,网络赌博犯罪隐蔽性更强、监控难度更大、犯罪来势更猛、危害后果更重.网络赌博罪的构成要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不易认定,再加之现行刑法对此规范不明确,其已成为一种危害严重但又打击不力的犯罪.对此,我国必须尽快完善赌博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积极寻求刑事法律冲突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以合理组织对此类犯罪的反应.     

行政立法中的最好行政

在现代社会,行政除扮演“传送带”角色外,还承担起积极的形成功能。因此,现代行政法在守望司法审查面向的传统控权理念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行政实体问题的关注。对涉及大量管制事项的行政立法而言,这就需要在“最好行政”的指针下,选择恰当的管制方式,并经由整体制度的设计,实现管制目标,促进公共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