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湖北精神 推动跨越发展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相对于物质而言,精神文化有着穿越千古的强大生命力,历经岁月洗礼而能愈发沉淀和积蓄,散发出智慧气息的芬芳,承载起民族繁衍生息的脊梁,更能让人从中汲取奋然前进的力量。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精神文化是魂魄、是根基,一切物质终将消逝,而精神文化的生命力亘古常青。纵览人类历史,我们看到,一个民族无论面对多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探析——以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为视角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计划经济时期曾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让所有的人带来同样程度的幸福感受,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贪污腐败、信仰危机等现象,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认同困境。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实质是人民主体论,实践旨归在于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体,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来源于人民的认同。因而坚持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性分析方法,就是把是否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作为探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的理论支撑,并以此作为提升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立足点。     

地域与认同之于纠纷解决的意义初探——基于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察

社会在于交往,交往产生纠纷。一定的纠纷与特定的地域环境有很大的关联。同样的纠纷在溢出一定的地域边界之后,于解决的逻辑便有所不同。这其中的缘由在于纠纷之解决终究是一种权威的认同,特定的权威模型于固定的地域文化多有依赖。仅仅从法律的角度去评价纠纷及其解决并不总是有效。作为一种更加广泛的权威系统,法律及其规则在主要依赖规则交往的工商业社会中更能获得认同;而在非工商业社会,法律并不总是能获得认同,社会之交往更倚重嵌入共同文化中群体情感及惯习。是故,通过法律的解决需要充足考量个殊不同的生活情境。     

用硬功夫提升软实力 扎实推进公安队伍职业化建设

近年来,保定市公安局按照上级部署要求,把加强队伍职业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从有形入手、向无形延伸,全员参与全面推进,一年一个主题,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积极构建职业认同、职业素养、职业保障和职业形象四大体系,探索出一条具有保定特色的职业化建设路径，取得了明显成效。     

对“中国梦”认知认同践行状况的调查报告——基于广西高校大学生

通过对广西高校346名大学生对中国梦认知、认同和践行情况的调查表明: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知现状认知状况良好,但就中国梦内容的认知存在不很明确的现象。大学生对中国梦的部分内容认同感较强。大学生对中国梦内容的践行状况良好,能够从自我做起,脚踏实地,为中国梦的实现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实现民族大义。在中国梦的实现上也存在着国家梦想与个人梦想实现的矛盾冲突,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     

欧盟超国家机构角色认同的形成——以欧洲法院为例分析

在欧洲法院演变过程中,成员国逐渐培养起超越民族国家认同的超国家机构角色认同,这是同质性、国家间交往、国家间基础三大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希望超越法学的方法,增加用以评估欧洲法院-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变量,了解欧洲法院的角色变化及其成因,指出欧洲法院是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相互竞争、相互兼容的历史产物.     

我的未来何处安放——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叙事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并拥有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或经商青年。新生代农民工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但现存的制度和政策依然将他们挡在了城市边缘。他们迫切希望从农民工转变成工人,转变为城市居民。工厂专制和拆分型劳动力生产体制限制了新生代职业和积极公民意识的发展,加之新生代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使他们对城市生活尚不能产生未来认同。     

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及践行——基于广西藤县的调查

通过对广西藤县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认同和践行的情况进行调查得知,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体内容有一定的认知,但存在不系统、不全面的问题;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上,某些方面践行良好,但部分农民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仰缺失、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认同图式的历史考量——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

社会认同作为一种集体性观念,依托于社会的基础与集体的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张力与流变直接影响社会认同的样态与图式。观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嬗变及其对社会认同的相应映照,不难发现,中国社会认同图式经历了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一元结构下呈现单向主导型表征、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的二元结构呈现仿真内爆型表征、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有机互动呈现对话互动型表征的嬗变历程。     

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基于“青红社工”案例的行动研究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着价值承担和干预效力之间的内在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把社会工作实践置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指引下,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工作干预效力。但实践处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都在挑战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专业模式。推行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往往遮蔽了反思性能动主体。因此,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就能够更好地平衡好社会工作价值投入和干预效力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