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中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基于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性质以及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的关系,高校管理关系包括招生管理、学籍管理、校内公共设施管理和校园秩序和安全管理所形成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自治制度框架内,应当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学生个体权利救济机制。     

八年没安排岗位 咋成!

第一期本刊第30页的一篇文字给人叙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林小月与汽车公司签订《录用协议书》之日起,等待八年了还没有工作岗位,公司还要她继续侍岗,这实在没有道理。林小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讨回工作的权利应该得到支持,理由如下:     

德沃金的权利公正论及其当代意义

德沃金提出了强势意义的权利、平等的关心和尊重的权利、道德权利等观点 ,他认为权利是通往社会公正的唯一选择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权利公正理论。针对当前世界出现的社会公正问题 ,研究这个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建设的百年发展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员权利保障,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从党的建设发展的现实逻辑出发的必然要求。梳理党员权利保障制度的百年发展历程,可分为酝酿萌芽、初步形成、发展停滞、恢复发展、完善创新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制度建设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并给予我们宝贵的经验启示：要切实保障党员权利,必须厚植全党党员权利保障意识,形成良好的党内政治氛围;要遵循党员权利保障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党员权利保障;要建立健全党员权利保障制度体系,增强党员权利保障合力;要加强党员权利保障制度的执行落实,增强保障工作的实效性。     

关于党员主体地位的思考

针对当前党员主体地位问题的现状,要大力推进党内民主,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保障和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     

论强化举报人、证人权利之保护

从我国目前司法现状来看,举报人、证人不愿举报、作证已成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怕打击报复。这一方面反映出了人们的普遍心态,另一方面反映出了我国现行法律和制度对举报人、证人权利保护的不够。因此,完善现行的法律体系,建立举报人、证人权利保障机制,转变权力主体的司法理念,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有因型敲诈勒索的刑法定性——以被害人过错为视角

有因型敲诈勒索,是指因经济纠纷或其他原因,行为人恐吓被害人并强索财物的行为。有因型敲诈勒索并不全都成立敲诈勒索罪。现有观点主要以权利行使为依据排除部分情形下敲诈勒索罪的成立。但是,即使行为人通过恐吓手段实现权利,其恐吓行为仍具有强制性且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难以据此排除敲诈勒索罪的成立。应将视角由行为人权利转向被害人过错。在被害人存在过错的场合,尽管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发动裁判规范的必要性受被害人过错的影响而降低,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也随之降低。在没有必要发动裁判规范的场合,行为人的行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而不成立敲诈勒索罪。排除敲诈勒索罪成立的情形主要包括两类：结果具有相当性的类型和行为具有相当性的类型。     

论调解在民事权利保护中的非理性

任何民事纷争都是因为权利而起的,而权利具有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严格和神圣的性质,所以在解决民事纷争时应充分保证实现这一点,但现行民事诉讼中强调用调解方式来解决纷争,这使权利不能得到圆满的尊重与保护,我国民法规定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程序法的严格配合保障,调解其实是法律文明水准不高的产物,它不仅使权利不能被严格保护,而且不利于树立高度的法律观念。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调解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当事人间的和解(也和法官调解作用有关),西方的和解首在追求效益最大化,而中国的调解倾向则基于中庸之道,违背了法的理性精神。     

印尼华人的民族权利与华文教育问题

2006年7月,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的争议多年的新<国籍法>,取消了已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在印尼国籍问题上带有族群歧视性的条款.新<国籍法>不仅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印尼外来族群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利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而且也为印尼华文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本文试从印尼华人民族权利的角度出发,分析探讨印尼华文教育多样性发展的可能前景,希冀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关于印尼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和讨论.     

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