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分析

全球化在形塑多中心秩序格局的同时,也把地方政府推到了竞争与合作的前台。地方政府要在目益激烈的竞争中谋求并维持优势地位,就必须转变传统的管理方式,不断强化合作治理能力。合作治理能力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能力,而是一个包括系统思考、制度创新、公共服务、电子治理、沟通协调和危机应对等多种能力的综合能力体系。地方政府只有立足于多种能力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应对全球化时代对地方政府提出的挑战。     

论地方政权组织形式的弹性化设计——基于民主的善治理论之制度选择

政权组织形式是影响地方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的国家,地方政权组织形式都因为国情的差别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弹性化的政制安排有利于实现地方的善治。地方政制应该由人民或者其代表机关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资源禀赋和社会资本通过民主程序来确定。在我国这一超大型的国家,整齐划一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要随着社会的变革予以调整,以多样性和差异性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分析——基于政府职能、现实财政收支和代际公平的视角

开放并加强地方政府发债管理是学界多年所关注的改革大计,随着财政部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提交国务院待批,我国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将是大势所趋.从政府职能、现实财政收支和代际公平三个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地方政府职能重要性的进一步凸显、现行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于匹配财力与事权效应的不显著、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代际不公平"的问题,都对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提出了紧急而迫切的要求.     

政治赋能与双向激励：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驱动机制——对成都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案例考察

本文引入“系统条件-过程机制”的二维分析框架,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的系统环境下,有的地方在基层治理方面没有创新,有的地方则持续创新。研究发现,社会问题与政治环境等系统因素是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充分条件,过程机制才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对地方政府内部运行的深度分析展示了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内驱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内部存在党委领导与中坚干部的交互强化机制,党委领导主动改革、中坚干部发挥创新倡议与政策链接的作用,使得地方政府持续创新充满能动性;二是政治保障机制,创新机构化与制度化保证了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方向;三是正向反馈机制,创新获得的效益形成持续创新的激励;四是渐进累加机制,各类主体形成行动惯性,使得创新中断或退出面临沉没成本。其中,前两者反映了“政治赋能行政”的逻辑,后两者体现了“社会双向激励”的逻辑。     

积极参与党的对外交往 切实服务地方科学发展——四川省开展地方党委对外交往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近年来,在中联部的关心帮助和指导下,四川省牢牢把握地方党委对外党际交往的政策原则,始终把地方党委对外交往工作置于中央总体外交的框架下,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央总体外交,坚持把参与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与促进地方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不断丰富、     

鸠山内阁时期“政治主导”改革失败原因探析——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

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成为日本首相,组建鸠山内阁,实施了诸多政治主导改革措施,意图实现消除政府执政党二元体制、重塑政官关系的目的。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选民-政治家和政治家-官僚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出发,对鸠山内阁时期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进行了全面分析。鸠山内阁时期的政治主导改革损害了选民、政治家、官僚三方利益,产生了委托人信任危机、加剧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懈怠,增加了代理损耗。从选民-政治家委托关系来看,由于选民对鸠山内阁产生信任危机,鸠山内阁支持率急速下降,间接导致民主党2012年众议院选举失利。从政治家-官僚委托代理关系来看,政治家一味抵触省厅官僚,导致官僚的消极怠工与暗中抵抗,加速了鸠山内阁总辞职步伐。因此,可以认为鸠山内阁时期“政治主导”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结果来看仍以失败告终。     

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     

地方政府何以不断选择“过度”应急行为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场景下,“过度”应急行为何以不断被地方政府选择?基于“位置”变量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遵循“结构→功能→动机→行为”的逻辑顺序,可以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形态由常转急后,问责模式、晋升模式和议程模式共同形成了地方政府应急行为选择的致因机制,而围绕“寻求问责结果最小化、力争晋升通道清晰化和急需触发频率稳定化”目标集合实现衍生出的“弱责”动机、“趋利”动机和“维稳”动机,组合生成了地方政府应急行为选择的动力机制。同时,受多层级官僚组织形成的政策执行易产生偏差空间与应急效能过度输出需求的综合作用,“过度”应急行为选择结果就此产生。此外,问责模式、晋升模式和议程模式的“结构稳定性”与“功能强制性”特点,为“过度”应急行为反复被选择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     

宪政视野中的政权与财产权

政权与财产权有着严格的差异和密切的联系,二者在互动演进中促进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政权与财产权的结合与分离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改革进程深入的中国只有在实践中实现政权与财产权适度分离,才能为宪政中国的早日实现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