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与我国的刑事政策

本文就"我国是否应该在刑事诉讼中引进沉默权制度,并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沉默权的含义和本质,总结了当前法学界在沉默权问题上的争议和不同主张。第二部分对沉默权和我国刑事政策的关系做了具体的分析。第三部分权衡沉默权制度的利弊,对"我国在面对沉默权时的抉择"提出了建议。     

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走向“沉默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中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一句诗。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刑事政策,它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负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与事实的义务。但是,在党和国家不断加强法治建设、强调人权保障的今天,再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予以规定,显然已有些不合时宜。我们不应再继续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国家的刑事政策,而应严格地按照国际条约的规定,在宪法和法律上承认沉默权制度。     

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思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刑事政策,是我国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在打击、惩治犯罪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这一政策在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坦白从宽不能够贯彻始终,并且其与“严打”政策也存在一定矛盾;有一些合法辨护行为也被视为抗拒而从严处理,违反了刑法罪行均衡原则;过分强调“抗拒从严”也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现象等。建议：１．将坦白从宽纳入刑法典;２．在程序上保证坦白的自愿性;３．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制度,防止非法取证行为发生;４．废除抗拒从严的做法;５．对不配合公安司法机关的抗拒行为,依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处理。总之,要尽可能把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以法律而不是政策来规范司法活动。     

观点：如何看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曾经很响亮很辉煌的口号，现在却似乎成了不受欢迎的问题。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构建案件分流主干工程

案多人少,是刑事诉讼程序体系构建过程中亟须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以轻刑为条件鼓励被追诉人主动认罪服判的程序设计,逐渐成为优化司法资源、落实宽严相济、提高诉讼质效、实现繁简分流,缓解案多人少矛盾的最优解决方案。我国一贯主张“坦白从宽”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困境与出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现面临难以兑现的困境。困境的成因：立法上的缺陷和司法解释的不当；片面的理解和错误的认识；执行不严、贯彻不力。摆脱困境的出路：澄清、纠正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错误理解和认识；为“坦白从宽”立法；加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司法解释；切实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再协调问题之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分析样本

《刑法修正案（八）》的颁行确实部分优化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结构．但它的一些规定又使我国刑罚体系的结构出现了新的不协调。第一，“延长生刑”后刑罚体系结构的再协调问题。从整体上看，死刑罪名的减少、年满75周岁的犯罪分了不适用死刑、新增应当缓刑的对象、确认坦白从宽等都有降低刑罚的作用，但生刑的调整特殊累犯范围的扩大、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增加以及盗窃、敲诈勒索等常见犯罪入罪门槛的降低或者刑量的增加又会抵消上述轻刑化取向的积极效应。     

公诉实践中认定坦白的几个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67条中增加1款作为第3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一般称为坦白条款。但由于坦白的司法解释一直未予颁布,司法实践中对于坦白的具体操作存在较多分歧,审查起诉阶段这     

王昭耀愿做坦白从宽典型

贫苦农民出身的他,曾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委书记,48岁就当了省委常委,在副省级岗位上工作了13年,官至安徽省“三把手”。在16年的时间内,他先后收受44人的贿赂共计294次,合计704万元,另有81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涉案1514万元。案发后,他全部认罪,并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     

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是否确认该权利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