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承诺在故意伤害罪中的出罪基准

对于被害人承诺在故意伤害罪中的出罪基准,学界出现过完全处罚论、完全出罪论、善良风俗论、重大伤害论等几种观点。其中,建立在行为无价值基础之上的善良风俗论和建立在结果无价值基础之上的重大伤害论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是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但是,它们都不能作为得承诺的行为出罪的唯一基准,而应当建构包含善良风俗论和重大伤害论中合理内核的新的出罪基准,即社会效益论。社会效益具体体现在规范效益、心理效益、经济效益等几个方面。当得承诺的行为导致社会效益的减损超出一般公众的容忍限度时,被害人的承诺无效,构成故意伤害罪。     

裁量基准公众参与模式之选取

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直接的民意表达方式,可以提供类似议会立法一样的民主形式和内容,因而成为补充裁量基准正当性基础的首选方案。但是,基于裁量基准行政自制属性和行政成本的考量,它仍然不宜作为一项强制性义务强加给行政机关,而应由行政机关自主决定。实践中,行政机关应当以裁量基准的"质量要求"和"可接受性要求"为基本参考因素,比对相对人与自己的预期目标是否一致,根据其特殊性及实际情形,在"改良的自主管理决策"、"分散式的公众协商"、"整体式的公众协商"、"公共决策或共同决定"四种程度不同的公众参与模式中选择适用。     

行政许可标准的冲突及解决

行政许可标准,是对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程序的解释和细化,在学理上属于许可的裁量基准,在功能上构成了许可获得的限制性条件,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阶梯式"规范体系。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视角下,市场准入过程往往是多个单一许可组成的复合许可过程,由此产生了不同部门间实体和程序标准的冲突现象。其发生的内在机理是行政权及许可背后的部门利益与家长主义规制,外在形式则表现为复数机关参与的异位规范间的冲突,性质上多属经验冲突而非逻辑冲突。由此,解决的路径在于:一是现行行政服务中心基础上不断修正的行政协调模式;二是具有共性效力之协调技术的提炼;三是通过基准制定和公布义务的规则治理。     

“土地财政”问题的根源何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大家对“土地财政”只看到了一面：卖地;其实还有另一面：招商引资零地价,政府倒贴。城市土地是政府资产,但到底是哪一级政府的资产,并没有清晰的法律规制。     

《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及其历史贡献

封建时代的慎刑思想由来已久,自汉代以降形成的"德主刑辅"绵亘至唐律,逐渐演变成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完成了从"无序化与重刑化"到"统一化与宽缓化"的转变。量刑宽缓化的核心在于"务在恤刑,量刑从宽"和"宽严俱平、诉求公允",而量刑统一化的要义在"权衡轻重,同符画一"和"明正赏罚,一断以律"。为此,唐律中量刑基准等之建构,首开人类量刑精确化先河,在量刑制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深入推进我国刑法体系的科学构建——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综述

为了梳理和展示30年来我国刑事法治之成就,探讨刑事司法热点难点和寻求解决对策,展望和探索未来刑事法治事业发展路径,2008年10月13至15日,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在南京市召开。来自全国刑事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实务工作者300余人以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法治建设为主题,兼顾量刑规范化和安全责任事故犯罪两大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量刑程序改革的实体法支撑

在刑法理论上必须对量刑基准、量刑情节等问题进行研究,才能为量刑程序的改革提供实体上的支持,从而在量刑环节确立争论点,增强控辩对抗,为法官准确量刑提供素材。没有实体法上的支撑,围绕量刑程序的所有美好设计都可能落空。目前流行的关于量刑基准的各种实务理解均存在诸多不足;寻找量刑基准的方法应当是实证分析法;量刑基准的确立,需要检察官、法官、学者的通力合作。量刑情节具有两面性,对量刑情节的判断可能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多个逆向情节并存的情况下,立足于抵消说的"综合判断说"基本上是合理的。     

论行政机关法解释的审查基准

随着行政机关法解释功能的不断增强,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法解释的基准如何确定便成为行政诉讼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全面审查,还是部分尊重呢?本文基于美国法的经验,对合理性基准着重进行了探讨,并对其中某些具有借鉴意义的成分作了比较分析。     

量刑问题研究——以量刑方法为主要视角

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量刑根据是量刑方法的基石,量刑方法是量刑思维的进路,量刑说理是量刑思路的展示,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地进行研究,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提高量刑的质量、减少量刑失衡、确保量刑公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