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法的价值基准

将“人的权利”作为学界公认的法律价值基准，其本身存在着法的目的与其二元论哲学基础的背反。在权利本位学说主导下，传统法的价值基准决定了法律的伦理基础是利己主义的，而以人类自私为正当性的法律价值基准实际上是人类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21世纪构建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秩序的要求必然导致法律价值基准从“人权本位”向“生命本位”的转移与重构。在新的法律价值基准中，人的权利不再是对其他生命权利的排斥，而是对其他生命权利的包容和支持，人将构成其他生命在法律权利方面的代言人。     

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目标

适用除外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在反垄断法中设置适用除外制度意在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关系,通过法律路径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致力于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我国<反垄断法>也设置了适用除外制度,因此,有必要以上述价值目标为基准对其进行考察、探讨.     

论诉的利益

诉的利益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衡量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的核心基准.本文围绕诉的利益内涵之界定、诉的利益的本质与功能,以及诉的利益的衡量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罪刑均衡的司法考察

司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通过责任要素的介入将报应主义下的罪刑均衡与目的主义下的刑罚个别化原则结合起来 ,表现为责刑均衡 ,实现了量刑原则由一元向二元的转变。在罪刑均衡原则的实践过程中 ,定罪与量刑是两个密切相关的范畴。准确定罪始终是公正量刑的前提 ,但量刑对定罪亦有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当前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量刑趋重与量刑偏差较大等问题 ,制约着罪刑均衡原则的充分实现。对量刑偏差问题 ,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是将各地量刑经验汇总至最高人民法院 ,在学者的参与下确立起个罪的量刑基准 ,并逐步建立起适度的遵循先例制度 ,以实现量刑的统一。至于量刑趋重问题 ,它是我国刑法文化形态的外在表现 ,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观 ,但司法依旧可以有所作为。     

论我国法律案表决制度的完善

我国法律案表决制度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这些规定仍有值得商榷之处,表现为法 律案表决中疏漏部分表决的方式、无公开表决的形式、计算基准有可能偏离民主性三方面。本文以这 三方面为着眼点,提出完善我国法律案表达制度的一些设想。     

博士厅官的高校贪腐之旅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高校领域也不例外。身披诸多光环,集经济学博士、正厅级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全国人大代表等于一身的孙陶生曾多次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谁若贪污,定叫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结果,这位满嘴廉政之词的河南安阳工学院前院长,自己却因贪腐而落马。     

量刑基准之特征研究

量刑基准是犯罪行为量化阶段最为重要的内容,以往的司法实践仅仅将量刑基准作为理论上探讨的问题,量刑基准本质上应当是一个微观的、动态的以及指导性的内容。对于量刑基准之特征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把握量刑基准的设立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较为科学的理论依据。     

论注意义务的判断基准

注意义务作为过失犯的基本要素,其判断基准存在三种主要学说.客观说认为注意义务的确定应当以一般人的注意能力为限,主观说认为应当依据个别化的注意能力确定注意义务,折中说则尝试进行主观说和客观说的调和.双重标准说把注意义务区分为两个阶段,分别用一般人标准和个别化标准进行判定,具有合理性.     

宗教领域的人权问题

宗教和人权的冲突使人类陷入纠缠不清的道德困境,也因此成为重大的国际伦理问题.事实上,宗教只不过是人的创造物,宗教的普遍性价值形式正是人的普遍性价值形式.由于人权是人人应当享有的普遍性道德权利,因此人权就是宗教的价值基准:任何践踏人权的教义和宗教行为都是恶,任何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宗教行为都是善.这就是宗教领域的人权的基本要求,其底线伦理是:人人应当享有祛除苦难的权利.它具体展开为尊重平等的伦理精神,并把这种伦理精神一以贯之地融入商谈理解的基本程序之中,切实依靠以伦理责任为要义的法律制度,以有效保障其具体实践和应用.     

当今房价过热，地价难辞其咎

新国十条的重点在于控制房屋的贷款，以此间接控制房地产市场的炒作，从而发挥政府在稳定房价和保障住房方面的职责，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康。不少人对国十条的出台抱有极高的期望，认为房价将因此而获得控制，低房价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