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林业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和《重庆市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实施标准(试行)》的通知

渝林政法[2011]3号各区县(自治县)林业局,各直属单位:《重庆市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和《重庆市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实施标准(试行)》已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登记审查通过,现予公布,请遵照执行。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法律、法规、规章赋予林业行政机关的一项行政权力。各区县(自治县)林业行政     

关于发布《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基准》的通知

渝食药监[201 1]40号各区县(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稽查总队,机关各处室:为正确履行监管职责,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提高行政处罚案件办理质量,市局在《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基准》,并已通过市政府法制办审查登记(渝文审[2011]58号)。现印发给你     

论共犯罪数的判断基准

关于共犯的罪数判断标准,学界主要有正犯行为标准说、共犯行为标准说、分割可能性说、不作为犯类似说等学说。通过分析德、日等国刑法理论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的讨论,共犯的实施方式以及违法性判断与单独正犯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区别,结合我国刑法理论关于共犯问题的特殊见解,在罪数的判断方面,共犯行为标准说应当予以坚持。     

论外商投资立法的竞争性牵引与治理

全国统一外商投资立法目标是高水平开放.国内自贸区改革是启动新一轮立法考量的逻辑起点,国际中美、中欧双边投资谈判,以及新区域主义出现,让外商投资立法面临多向度外部压力.对此,中国外商投资立法采取"渐进双轨"立场:既借助于双边谈判接近或接轨于高水平标准,又通过签订区域性多边投资协定,构建新的亚太法律框架.在此基础上,外商投...     

农用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定主体正当性探析——以《土地管理法》第48条第3款为视角

《土地管理法》第48条将统一区片综合地价的标准制定主体规定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但并未明确该标准的制定主体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实践中,“区片综合地价”的制定均由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完成。在改造路径上,应该将农用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定主体进一步明确为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并对程序加以规范。从短期来看,应完善相关行政听证程序,提高公民在决策中的参与度,特别需要为公民在立法程序中提供参与渠道。从长远来看,土地征收事务属于中央事权而非地方事权,不应属于相对的法律保留范畴。由省级人大制定该标准仅是全国人大未进行立法之前的权宜之策,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标准相对统一以后,再上升为国家立法。为了增强农用地征收补偿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宜进行《土地征收法》立法。     

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强度之检讨

我国法院在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强度方面存在差异，具体体现为“是否存在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实质履行了法定职责”这三个审判基准上的不一致。这反映出我国理论上存在秩序性审查模式与合目的性审查模式两种理想类型。从国外的司法实践中看，英、美、法、德四国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都具有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制度装置。鉴于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将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合目的性审查模式引入制度的条件，下一步在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完善上应立足于司法审查标准的细化、区分合理性与专业性审查、完善不同层次的义务来源体系、考量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程度以及进行必要的理论借鉴。     

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行政罚款制度。行政罚款作为一种典型的行政处罚方式，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与惩戒作用。然而，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罚款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行政罚款主体不明确、行政罚款金额标准不明确、缺乏行政罚款监督。为纾解上述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所存在的问题，通过明确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的主体及其权责，落实网信办统筹监督职能，明确相关职权部门的管辖权限；确立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的罚款金额标准与裁量基准，形成全新的、可供参考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罚款实施细则；构建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的“合规减免”规则与柔性执法规则；通过设置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罚款听证程序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行政罚款监督管理制度，以期在实现个人信息安全的立法目的上，保障违法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以海关行政处罚为例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从法律的层面对裁量基准作出了明确规定，海关领域随后启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研究工作。从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现状来看，面临着制定技术有待完善、制定主体范围不清和程序缺乏规范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代表性。欲构建系统完备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其具体性与能动性相协调、动态性与稳定性相协调、规范性与实践性相协调的基本要求应得到满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应从制定技术的选择、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的确立入手。在制定技术的选择上，行政机关应摆脱传统“情节细化”与“效果格化”分格技术的路径依赖，引入动态调整技术作为控权技术的补充。在规范确定性与妥当性存在冲突时，动态调整技术选择牺牲部分规则的确定性来换取规则的妥当性，其在裁量基准制度中的直接载体是逸脱条款与定期更新程序。行政机关还应分别从“复合主义”与“程序正义”立场实现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的规范构造。     

免罚清单的属性定位、制度功能及规制路径

作为一种发端于地方执法实践的新行政法现象，免罚清单彰显了新修订《行政处罚法》的原则和精神，契合了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推行包容审慎监管的客观需要，因而获得广泛发展。免罚清单的法律属性应定位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免罚清单制度在客观上发挥了促进公正执法、提升公众的公平正义获得感、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拓展包容审慎监督途径等诸多功能。走向规范化的免罚清单制度，仍须建立健全与其特性相适应的系统性规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