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道德与马克思主义——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读

在《马克思主义:一种阐释》中,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认为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世俗化运动使得基督教不再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世界观。黑格尔使宗教走向了哲学,他用从宗教背景中引出的概念来探讨历史,但是他的唯心主义却使他难以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现实性。费尔巴哈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转向。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异化、回归自身以及人的本质的基本思想。但是,对这些概念的使用他却不同于他们。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后基督教时代唯一一种代替基督教在解释人类生存时的作用的学说。马克思把异化以及基督教的道德主题带到了现实的人的生活。但是,一旦马克思主义从人道主义的道德学说转向对于一种社会科学的时候,它就陷入了机械的唯科学主义的危险之中。在笔者看来,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以及他从基督教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他的局限性。     

文化多样性下的“以人为本”与“和谐为贵”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正处在又一个重大转折时刻,继经济全球化之后,文化全球化成为紧随其后的一种必然趋势。传统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都主张一神论和普世论。正如亨廷顿所说,“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这就有只强调自己的“人权”而罔顾他人的“人权”之嫌。而中国文明与此不同,更多地体现了“文化多样性与人权”的精神。它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以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就强加于人。     

关于"幸福"的中西方哲学探讨

对幸福的探讨最早源于哲学领域.在西方哲学视阈下,幸福观按不同时期和内涵分为感性主义幸福观、理性主义幸福现、基督教幸福观.在我国传统哲学中,儒家、道家以及后来引入的佛教分别提出了儒家幸福观、道家幸福观和佛教幸福观.对比中西方幸福论的发展与异同,追根溯源寻找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时幸福的认识历程,将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理解幸福.     

契约论思想的宗教之维

作为近代西方社会世俗化、理性化运动的产物,社会契约论思想在其产生时就表现为对传统基督教思想的颠覆,但是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两者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以社会契约论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为研究对象,试图追溯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宗教维度。以个体的自然平等和自由意志为理论基石的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中对个体灵魂独立性的承认和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理念具有耦合性和一致性,基督教价值观念是一种深层次的政治文化积淀,是普通西方人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的基础,社会契约论思想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前提来自于基督教思想。     

传承与批判:弗兰克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人道主义危机

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弗兰克以人道主义为切入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进行深刻剖析后发现,陀氏不但敏锐地预见到西方人道主义危机的必然性,而且还通过以东正教为根基构建基督教人道主义,为摆脱人道主义危机提供了最佳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陀氏的人道主义思想既为西方和俄国的人道主义危机找到破解路径,同时也为当代人找到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     

当前中东形势分析

2014年,中东多种矛盾相互交织,全面激化,使其成为全球政治、军事与安全等冲突爆发的热点地区。期间,巴以冲突升级,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内战频仍,埃及等国政局动荡。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英、俄、中、法、德)谈判未能如期达成全面协议,伊核问题未来变数增大。年初异军突起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横行肆虐,使伊拉克局势濒临失控。目前,中东地区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处于深刻的变化中。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中东伊斯兰世     

伊斯坦布尔:一座有故事的城市

瞻礼圣索菲亚大教堂如果说参观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只是一道开胃小菜,那么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一道名副其实的饕餮大餐。这座大教堂是拜占庭时期建造的罗马纪念馆,一直被公认为拜占庭建筑的最完美的代表、拜占庭艺术的结晶。这座有着世界上最美丽教堂之称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变迁史,亦可视为一部伊斯坦布尔的兴衰史。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唯一由神庙改建为教堂,再由教堂改为清真寺的奇特建筑。     

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回顾与展望

国家行动党是墨西哥政党政治崛起的产物,是国内政教斗争的结果,是保守势力对墨西哥激进政治的直接反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国家行动党人推动该党实现从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型政党的转变。它的长期斗争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使该党成为这一进程的受益者,最终得以执掌国家政权。2000年以来,它连续执政12年之久,但未能在深化经济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对较弱的政党实力抑制了两届国家行动党政府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该党是中上阶层的代表者,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因而更多地倾向于扮演一个守成者而非强势的改革者,在改革方面难以有所建树。再度在野之后,国家行动党面临如何深化政党模式转型的艰巨任务。     

曲阜基督教堂风波

曲阜建造基督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时下基督教在中国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挑战。当务之急,是激活孔庙(文庙)等传统儒教道场的信仰功能,彻底摈除其现行商业和旅游的色彩。     

革命与圣火：女工夜校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劳工教育

1928年前后,以慈善救济和服务社会为首要目的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建立了以产业女工为学生主体的夜校。这些建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夜校培养了抗战时期女工运动的领袖、积极分子以及工农兵革命文化宣传的工作者。夜校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其融合了女青年会内部的进步主义力量和此时隐匿在城市中的左翼革命文化力量。由青年会劳工干事和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夜校教师通过讲、唱、听、演、看等形式关注和改造女工的主体经历,激发女工的自觉乃至阶级意识。女工夜校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城市中文化民主统一战线的出现,也展现了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