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转型期的中国迫切需要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以整合各种合法资源,为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总结西方经验,具体分析中国情况,将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与法治息息相关的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时也要协调好自然理性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     

可能与现实：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可能”进行自我革命、“能”实现自我革命、“还能”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具有深刻的学理基础、独特的政治前提和长期的伟大实践,即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动力在事物内部的基本原理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的政治“前提”“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从而让自我革命实现了从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历史答案。     

统一战线视角下新时代工农联盟的基础地位重探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建立、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百年来,工农联盟既是我们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具有重要地位作用。新时代,巩固统一战线工农联盟的基础地位,要坚持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目标导向,坚持以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为联合动力,坚持以适应工农群体新特征为工作准线。     

“三个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根本遵循

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贯彻落实中,贵在以“三个把握”夯实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思想基础,即要把握好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要把握好中国民族地区的实际、要把握好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内涵要求;贵在以“三个坚持”筑牢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贵在以“三大举措”确保完成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目标任务,即要牢牢抓住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要以一系列有力举措扎实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有序进行、要与时俱进创新民族工作的方式方法。     

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之法理思考

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是“依法治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军队行政管理法治化的重要保障;从法理学角度来讲,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合理性。法治论是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价值基础;平衡论是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石;权利义务相关性是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法理依据。     

演进、变迁及动力：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历程分析

“参与基层治理”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行动路径,支撑其参与的制度基础在二十年内反复发生改变,制度基础如何变迁、为何变迁？基于制度创新理论,采取时间序列方法研究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制度基础的历史流变,发现这些制度倾向于将社会工作视为方法,解决基层治理转型中的问题或为平衡基层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双重目标间张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或规范与旧的结构安排之间的矛盾运动,牵引着制度基础多次创新。各项制度间有关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制度要素在历史中得以持续、积累与定型,建构出基层治理中社工专业实践环境的体制机制。相比原有制度,社工站重视围绕人群需要及问题来设定自身职能,这有助于动用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来实现专业效能,巩固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的实践位置和作用机制。     

强化初级军官职业认同感的对策

职业认同是人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达成组织目标的心理基础。初级军官是部队建设的基础,单位建设的“主心骨”,他们精力充沛、安心军营、勤奋工作,在本职岗位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四个多样化”的冲击下,部分初级军官的职业认同感有所弱化,有的同志职业兴趣逐渐淡薄,职业意义认识模糊,职业追求逐渐淡化,致使工作缺乏动力,能力下降,标准不高。造成初级军官职业认同感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在因素看,主要在于:一是职业环境缺乏优势。由于初级军官职务较低、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较差,因此,职业环境比较优势更加缺乏,导致了职业吸引…     

论追赃

追赃是司法机关对与犯罪行为及其相关行为所联系并且已查明是否被相关行为“漂白”的赃款、赃物所进行的查找、控制、处理等一系列活动。追赃在实体法上的理论基础决定了追赃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追赃在程序法上的理论基础决定了追赃的目的是获取证据、证实犯罪、实现普遍保护;为了平衡第三人的利益,又必须对追赃进行必要的限制。     

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

国家紧急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特别容易沦落为压迫人民的暴力工具(国家权力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能可以很方便地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因而必须树立各种理念和原则并将之作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对于法律而言,它们具有先在性,国家紧急权力乃是以一般伦理规范的预设为前提的。其中,人民主权原则是国家紧急权力的权力基础,保障人权原则设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终极目的,有限权力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范围,法治主义原则提供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依据,分权制衡原则体现了对国家紧急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国家世俗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最后底线。     

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法》评析与启示

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法》在术语定义和政策声明、出口管制的权限和管理、许可证、确定和控制"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的要求、涉及与美国全面禁运的国家有关的审查、惩罚和强制执行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该法使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走向法典化、系统化和多边化,建立跨部门许可审查机制,确立"合规协助"条款,扩大了"新兴和基础技术"这一出口管制范围,并扩张出口管制域外管辖权,同时加强了惩罚和执行力度。我国应注重"新兴与基础技术"的管制,完善出口管制系列清单,扩大出口管制管理机构的执法权限,为出口经营者出口合规提供具体指导,严格执行阻断法,推进双边与多边出口管制标准的设立以应对该法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