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践探索、主要诉求与实现路径——基于京、沪、津、渝等四个直辖市140个案例的分析

国务院2014年颁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全面深化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反映了十几年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规范化、法律化的过程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探索经验的总结,明确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未来方向。当前,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进入新时代,亟须继续向纵深发展。通过对2014—2018年京、沪、津、渝等四个直辖市140例司法案例的点面分析,总体反映出人事管理制度体系亟待优化、人事管理能力与水平亟须提升、人事编制制度改革有待推进和人事争议处理机制尚待完善等主要诉求。唯有优化人事管理法律体系、推进人事管理现代化、提升编制管理科学化水平、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方能推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社区自治项目的运作及其对传统项目制的突破——以上海市Y街道社区自治项目为例

社区自治项目是在传统项目制治理的背景下出现的,但其对传统项目制有所突破。通过对上海市Y街道社区自治项目的研究发现,社区自治项目的运作包括"项目需求搜集、项目申报、项目评审与立项、项目实行、项目监管与评价"五个阶段。整个过程突出的是"自下而上的项目制定、项目运作的多元协同、自治平台的打造",这分别是对传统项目制在项目决策、项目执行与项目目标三个层面的突破。深入研究社区自治项目对传统项目制的突破,有助于厘清社区自治项目运作逻辑以及拓展项目制研究范围。     

社会治理方略视角下的工作价值观建设:内生逻辑、理念禀赋、路径建构

十九大报告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贯通的系统观点和思想体系。从其内生逻辑来说,这不仅对价值观建设公共性特质的应然回应,也是我国国家和社会关系嬗变与价值整合的必然要求。价值观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价值观建设的路径指引。工作价值观作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及其在工作和职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顺应社会治理的模式变迁,将政府、社会、单位和个体纳入工作价值观建设的宏观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主体对工作价值观建设的最大效能,从而实现工作价值观建设的统筹推进和长效运作。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支部进小区年终『双评议』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为确保小区党支部有效运转,探索建立“一核多元”治理机制、党员积分管理机制、支持保障机制、考核激励机制4项机制,把疫情期间探索实施的应急举措转化为常态化机制。     

论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实现的激励机制构建

在环境法领域,如何设置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推动政府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是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构建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激励机制的内在原因,主要源于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政府所具有的"经济人"自利属性以及现代行政过程由"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转变等现实状况。因此,为更好的调动政府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必须分阶段改革现行的财税体制,加大环境保护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重视政府所具有的自利属性,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与方式。此外,在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之中,也必须注重对权力主体的利益引导,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运作,强化政府环境责任,促进地方政府积极的履行环保职责。     

陕西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陕西自贸区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不断增多,单一诉讼方式难以满足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特殊性要求,需要探求合理有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结合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调研陕西自贸区纠纷多元解决的现状及其他自贸区经验,健全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构,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运行机制,优化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流程。     

韩国社会多元文化的现状与多元文化教育的兴起

在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趋势下,很多外国人涌入韩国这个由单一民族组成的社会成为移住民。为了让本国人跟外来移民和平共处,韩国政府改变了一如既往的同化主义政策,韩国学术界也陆续提出开展多元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具体建议。韩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从仅针对少数弱势群体和种族进行教育,开始转向针对所有韩国民众进行以平等、自由、正义、尊严为哲学基础的公民素质教育。这种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让韩国社会的普通民众和新来的少数移民者及其子女们一起,共同建设平等和睦的和谐社会。本文研究了韩国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兴起过程,进而了解韩国多元文化社会的现状和多元文化教育的方向。     

设区的市人大立法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对策

2015年《立法法》修改,不仅赋予了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还进一步对公众参与立法方面的制度进行了完善和补充,这标志着我国地方立法和公众参与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公众参与设区的市人大立法十分必要,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仍出现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普遍性受限、信息获取不充分、实效性有限等问题。因此,从建立公众参与的权利保障体系、健全公众参与的程序运行规范、增强公众参与的信息交流等方面发力,可以促进该制度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