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认真对待案例评析:一个法教义学的立场

改革开放以来,案例研究在我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和现今的两次研究热潮,但案例研究在本体论层面是什么并未得到认真对待。纵观比较法经验,案例研究是一类与论文、书评等相比有着显著特点的独立的法学文献,具有篇幅简短、个案取向、偏重教义三个特征。在我国,案例评析可以辅佐和围观司法实务,也可以为部门法和非部门法研究提供教义学基础。对公报案例、指导性案例的评析举隅以及对相关理论的澄清都是有力说明。案例评析在我国的推广,有待于主流法学期刊的开放和学术评价体制的微调,亦需在写作体例和文献运用上予以规范。案例评析的昌明,将成为我国法教义学昌明的重要标志。     

举报贪官技术指南

公众实名举报,是纪委发现、查处贪官的重要线索之一,中央纪委也多次鼓励公众实名反映真实情况,官网上还开设了"我要举报"专区。从近年来实名举报的成功案例中,可以梳理出一些实用技巧。     

民事释明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是庭审实质化,实现从"粗放型庭审"到"精细型庭审"的转变,而庭审实质化则要求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充分对抗,为此需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提高律师辩护质量,建构一支足够与控方抗衡的力量,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需要转变视角,将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理论引入到刑事诉讼中,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通过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弥补控辩双方之间失衡的力量。为了防止法官滥用释明权,威胁法官的中立性,有必要从释明的范围、释明适用的阶段、释明的方法、释明的界限以及释明的责任等方面对法官释明权进行一定的规制,此外,可以尝试通过案例指导逐步构建完整的刑事释明制度。     

昆明市晋宁工业园区多措并举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工业园区始终坚持做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复工复产。企业复工复产前,必须向管委会提交复工复产报备表,疫情防控承诺书等材料;上门宣传相关防控政策;督促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查看台账资料、防控物资储备;检查现场情况,检查人员是否与所报备的一致、是否实行封闭管理等要求。     

李俊文:把虚的干实就好了

正表象是,巴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基层人大监督工作中多项探索总是先人一步,不乏后来在全国推开的案例,也屡受全国名媒关注,成效为同行和公众称道。掘其本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俊文道出十年来总结的三大经验:具有前瞻生地精选监督课题,争取区委的支持和"一府两院"的理解,端平基层熟人社会监督的这碗水。"有人说‘人大政协是干吵和白说',我认为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到底还得干点事,如何把虚的干实就好了。"这种敢担当、想干事的价值观,也许是支撑李俊文带领区人大常委会一班人取得成绩的核心动力。     

《证据法学》课程建设与有效教学问题研究

法学教育的理想模式应该是专家教学模式,而专家教学的核心是专业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证据法学》课堂教学必须进行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使用,包括传统理论教学方式与现代多种教学手段的组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并不排斥传统教学法中的基础理论体系。新型电化教学手段必须具有增强基础理论教学比重的功能,以更多更全面的材料和媒介展现基础理论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实现《证据法学》基础理论教育与实践性教学的并重。案例教学法在《证据法学》课堂上,不仅能作为选定知识点的展示手段,而且能通过细致的证据分析达到再现案件事实发现过程的目的。基于此,《证据法学》课堂教学需要教师角色予以主导。     

以讨论主题为基础的讨论式教学法运用研究

论题设计是高校课堂教学推行讨论式教学法的关键环节。确定讨论主题时亟须挖掘专属于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特性,合理引入案例、问题谈论式教学,从而使其在运用中呈现得多姿多彩。     

大学多中心治理与政府的主要责任

多中心治理不仅是大学治理的新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更成为当前大学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大学多中心治理却有着治理空间单维、治理主体单中心、治理权利向度单向流动等困境。政府应在更新观念、简政放权,完善制度、明确分工,培育市场和社会、形成合力,进一步推进大学独立、自主治理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以进一步推进大学多中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