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科技,中国按下“快进键”

中国在量子科技从基础研究向应用领域的转化,以及相关的战略布局也在加速。在这场关于未来的激烈竞逐中,中国已经按下了"快进键"。"量子就是一切物质分割到最小,其无法再分割的那个单位物质或者能量"。被普通人视为烧脑概念的小小量子,正在从艰深的物理学名词变为最为热门的科技概念之一。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作为21世纪尖...     

政府职能与区域经济竞争优势培育

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都是必不可少的,完全的市场机制只能是一种空想.在市场发育不完备的区域经济条件下,提升区域经济竞争优势是当前各地政府的重要任务,各地方政府应当也能够在要素提升、环境营造、政策引导、制度创新等层面有所作为.     

借鉴先进用人之道营造宽松人才环境

“市场竞争是人才竞争”。这个道理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人才的观念、理论、开发、结构、体制等方面,我们仍然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问题。从全国看,大量人才外流是近十几年始终存在的问题。加入WT0后,我国又出现了第三次人才外流高峰。铁路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但难以吸引到高素质人才,即便自己培养出一些可用之才,往往也会因本身落后的体制使之外流。     

印太视阈下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

“印太战略”推出以来,美国与印尼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加速提质。两国海上安全的顶层协调频密,双多边海上联合演习规模拓展,涉海军售与安全援助均取得新突破。美国与印尼强化海上安全合作是两国在印太局势大变动的背景下,基于对自身战略目标、利益的认知和评估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其中不乏相互利用制衡中国的考量。但由于两国在战略偏好、印太地区构想及南海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其合作也存在一定的约束和限度。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遏制中国在地区秩序中地位的提升,由此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总体上将继续强化,尤其是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不容忽视。     

网络型基础产业改革:竞争、规制与民营化的融合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国家都对网络型基础产业传统规制模式进行了改革,包括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有效的规制制度和民营化三个维度,其目的是提高网络型基础产业绩效,改善社会福利水平。这三个维度的改革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竞争较多地带来资源配置效率;产权较多地带来企业内部的效率;规制制度具有激励绩效和承诺绩效,是有效竞争和有效产权变革的保障,更具有基础作用。     

新时代中国大国形象塑造的向度与进路——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国形象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中国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象”的时代之问,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形象观,在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塑造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的新纪元。从逻辑进路看,文明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鲜明底色与文化底蕴;东方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全方位与多角度的直观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核心要素与时代要求;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根本规定与独特优势。     

对施工企业管理的思考

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建筑市场的不断规范,竞争激烈的局面将是施工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正确认识企业在市场中的定位,强化竞争意识,推进思想观念的创新;发挥自身优势,扩大经营空间,在施工企业管理理念的角度应如何去做。一、强化市场意识,推陈出新1.正确估价企业的现实状况,时刻以市场为导向,审时度势、不断调整企业的经营方针、策略。2.形成竞争激励机制。牢固树立市场竞争意识是解决揽管脱节、责权分离、职能错位、效益不佳、寻求发展、实现企业最佳效益的主要手段和观念。3.完善内部信息化运行管理体制,注重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信…     

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探析

“政治极化”是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显现的一种独特政治现象,当代美国“政治极化”是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中表现最为全面和影响最为深远的。除传统意义上既有的政体因素影响外,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严峻、新兴媒介的扩散效应、特殊政治人物的出现、“黑天鹅”事件的突发等要素共同加剧了美国社会已有的两极分化现象。“政治极化”在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同时亦严重影响了其对外政策,这突出表现在对华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问题上。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生兼有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作用,面对“政治极化”视阈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中国应正确把握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的新特征、新趋势,积极应对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新变革。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行政的影响

随着中央对地方分权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利益主体的地位日益强化,地方政府之间必然存在着竞争。财政支出竞争作为竞争的重要手段,已开始并越来越受到关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源于财政分权,并在市场化改革、"以足投票"机制等因素的推动下形成,其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一方面促进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高和地方行政部门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平衡和"逆向软约束"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