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蹒跚之路--从日本对二战侵略罪行的反省态度说起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为谋求“正常国家”待遇、实现向政治大国的转变而努力。然而,日本要想真正成为“政治大国”,就必须注重软权力的巩固,尤其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而要做到这一点,日本应该首先在二战侵略罪行上反省。     

阅读大地——专访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德仁院士

李德仁 男，1939年12月生于江苏泰县；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测绘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图像图形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副理事长，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武汉中国光谷首席科学家。[编者按]     

紧紧围绕创新型河北建设 积极推动人大工作创新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们推进自主创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和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肩负着更为艰巨的使命，也对依法行使各项职权和充分发挥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无论是立法还是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监督，或就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都要自觉把推进自主创新、促进创新型河北建设．作为思考问题、作出决策、开展工作、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切实列入议事日程，为营造创新型环境、确立创新型机制、建设创新型河北提供法制保障和各方面条件。与此相适应，人大机关和全体干部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形势和时代前进的要求，在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各项职权的过程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筑牢防腐拒贿第一道防线

作为领导干部,手中必定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这正是一些行贿者所看重的。行贿者既有亲朋好友、同学故交、部下随从,还有一面之缘、萍水相逢之人。他们或贪功、或图名、或谋权、或求利、或感恩图报。领导者如果挡不住诱惑,纳之以贿,则祸国殃民,党纪国法难容,人民群众不齿；拒之以礼,则两袖清风,身免牢狱之灾,心去煎熬之苦。如今,行贿的手段日趋多样化,如何拒贿,已成为领导干部为人处世的艺术。     

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的房子离婚后咋分

党纪是党为全体党员制定的必须遵守的党规党法中的各项规定。政纪是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为每一个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规章、条例中的各项规定。国法是指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为全体公民必须共同遵守的宪法、法律和法令。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其适用范围、承办机构、查处方法及处理手段都是不相同的。但三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政纪是约束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政纪处分既适用于其中违犯的人员。也包括违犯政纪的党员。国法制裁适用于一切触犯国家法律、法令的人，包括其中的党员。     

打工夫妻双双上大学

今年25岁的四川青年蔡建东和24岁的齐艳丽是在广东打工时相识相知相爱并走进婚姻殿堂的。今年高考，他们双双考上大学，被四川省康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小两口因此成为了全国首对双双考进大学的打工夫妻。2004年9月初，蔡建东和妻子齐艳丽一起步入了康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大门，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     

关于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的立法构想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紧急事件的不断增多亟待立法加以规范。通过对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立法的价值定位即安全价值、效率价值和发展价值的研究,从我国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出发,结合国外有关立法经验,提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的立法构想。     

高校“破产”?

据保守估计,2000亿～2500亿规模的银行贷款,压得高校喘不过气来,“负债经营”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所谓自由之精神、学术独立之操守、大师之风范。倒鲜见提及了。最严重的情形下,高校资不抵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财务意义上,这样的大学已经破产了。     

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的互相监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是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互相监督既是这一方针 的重要内容,也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基本条 件。多党合作中的互相监督是政党之间高层次的政治 监督,是以提意见、作批评为基本形式的非权力性监 督。处理好这一关系,对于我国多党合作的长期存在 和发展,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生机与活力,关系重大。     

政府利益形成的原因分析

政府利益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要有效地控制政府利益 ,使之处于良性的水平之上 ,就要对政府利益形成的原因作出分析。在我国 ,政府机构利益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传统文化和制度惯性的影响、利益密度不均衡、传统的“单轨政治”在改革以后发生了断裂以及制衡机制的低效等各种因素为政府机构利益的膨胀提供了条件和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