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的极端危急情况下,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审时度势,决定利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起义军2万3千余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发动了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前后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虽然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但他沉重的思想包袱却难以自卸,他不能接受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批评,又和新的中央路线格格不入,以至于到后来公开反对新的中央和中央路线。中共中央在对其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将他开除出党。而陈独秀也与自己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渐行渐远。     

《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何引起关注

2012年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向与会者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实际上,整个2012年,这本书一直很畅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台湾人（二）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在大革命时期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翁泽生、谢雪红等台籍革命家,就是在中共领导的五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思想也对黄埔军校台籍学生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早期领导人施存统等人即通过,“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刊物《台湾先锋》公开支持台湾同胞的抗日运动。     

繁荣时期闹革命——“托克维尔悖论”及其当代价值

1856年,托克维尔出版了其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此书中,托氏提出了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即繁荣导致革命的观点。对于"托克维尔悖论",笔者认为,首先,它颠覆了传统革命观,即革命与社会财富分配关系;其次,它仍然在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中不断上演,也极有可能在21世纪重演;更重要的是,托德维尔的这一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攻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国民大革命的“左膀右臂”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上海大学在极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中共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红色学府";而黄埔军校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军事学校,一时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称,两校成为国民大革命的"左膀右臂"。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法国政治

法国有两位伟大的作家,各自写了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作品,他们就是雨果（1802—1885）和托克维尔（1805—1859）,雨果的《九三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均是作家生前最后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和各自代表作（《悲参世界》与《论美国的民主》）相比,篇幅和知名度都要小,但都是被低估的巨著。     

历史“连续性”的发现:解读大革命的独到路径

法国大革命虽然试图彻底划清与旧世界的界限,但却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成为历史"连续性"实现自己的手段。托克维尔以这一"连续性"的发现而破解了大革命的自我神话,揭示出这种历史连续性在旧制度、大革命与革命后社会中的表征,从而将对大革命的解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托克维尔成功之处,也构成了他突不破的局限。突破这一局限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留给转型社会中人们的一个历史思考。     

邓中夏关于中国革命、工运理论的内涵与启示(下)

邓中夏是我国现代史上首批现代工会运动的拓荒者,也是我国早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风云领军人物。在中国新民主义主义革命初期,他一直站在中国革命尤其是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前列,直至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英勇就义。在其短暂、光辉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对工人与工会运动的理论建树与实践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伟绩。     

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与杰出领袖——邓中夏(上)

邓中夏是我国现代史上首批现代工会运动的拓荒者,也是我国早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风云领军人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他一直站在中国革命尤其是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前列,直至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英勇就义。在其短暂、光辉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对工人与工会运动的理论建树与实践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