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武训传》的批判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与郭沫若这两位以革命救国为己任的战斗者，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相识、相知，随后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枪和笔并肩作战。他们的思想和心灵是息息相通的。然而，在革命胜利后，郭沫若紧眼毛泽东，使自己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以毛泽东的意见为意见”，结果是，毛泽东正确，郭沫若正确，毛泽东犯错误，郭沫若也随之犯错误。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下的湖南工农运动及其特点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能够生存的地方大都是在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在湖南,为了将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发动起来,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对工农群众开展反军阀的宣传,并不断发动工农运动,在湖南地区造成极大的影响,为中共后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是如何形成的

<正>党的作风直接关系着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中为人熟知的是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三大优良作风"的逐步形成——我们党创立初期就明确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大革命时期,逐步认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反贪文件

19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冼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这个通告发布于大革命的高潮中。当时，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党的中央执委扩大会议确定，     

武装割根树红旗——在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中的湖南共产党人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党在全国掀起了土地革命高潮。湖南共产党人一马当先，踊跃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平江起义等，在湖南和周边的热土上，开展武装割据，建设红色政权。湖南共产党人以其心忧天下的使命意识、善思明辨的智慧卓识、敢为人先的无畏勇气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为党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     

用革命历史铸就民族之魂——浅谈党史期刊在重大革命纪念活动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共党史研究和党史宣传事业是伴随着党的建设而发端壮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而逐渐走向成熟的。30多年来，应运而生、分布于全国各省的几十家党史期刊承担着党史宣传教育的重要使命，它们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办刊宗旨，坚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改革开放大局，挖掘宣传丰富的革命历史，为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振兴民族精神，做出了独特贡献。     

薄一波同志在山西的光辉足迹

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薄一波同志在山西战斗生活了十多个春秋，从滹沱河畔到太岳山麓，从太行山上到汾河两岸，到处留下了他的革命足迹。新中国成立后，薄一波依然情系家乡，数次回山西视察工作，多方关心老区发展。他在山西的光辉足迹，将永载史册。     

相约建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时，从武汉出走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下来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失掉共产党组织关系的人士，以及一部分深明是非的知识分子，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命运，他们“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     

反抗的未来

至少两个世纪以来，“反抗”一词在最初复杂而丰富的含义之外具有某种政治意味。如今我们把反抗理解为对既存规范、价值观和权力形式的一种质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当内心生命试图忠实于自身的深层逻辑时，这种否定性便成为其特征，而“政治反抗”则是否定性的世俗表达方式。反抗是我们的神秘信仰，与尊严同义。     

黄克诚十次唱“反调”

黄克诚第一次唱“反调”，是1927年12月反对“暴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湖南省永兴县，开始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大屠杀早就使一些革命者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在一次特别支部大会上，黄克诚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暴动口号，与会人员一听就像点着了火药桶，要求立即行动。黄克诚说：“暴动的事，我赞成，但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他的同窗好友马上指责他：“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他人纷纷加入群起而攻之的行列，这是黄克诚第一次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