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多重堕距的生成与弥合

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然而,伴随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以及治理文化等多个方面出现了错位、延迟或滞后等问题,形成了一个多重堕距的复杂现象。分析可知,这一多重堕距现象在城市治理的多个维度有所展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多重堕距的生成与理念渗透缓慢、政府定位模糊、结构安排失衡以及利益协调不畅等有着直接关系。对此,应以变革治理理念、落实规范治理为基础,进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调整城市治理结构以及融合协商民主资源等。如此,才会尽可能弥合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堕距,推动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向前发展。     

哈贝马斯主体间模式的规则观分析——我国行政组织立法商谈机制的结构性改革

在当代中国，国家与公民及公民相互间围绕利益、价值进行磋商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在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检视我国的行政立法商谈机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主客体模式规则观和主体问模式规则观的对比论述，用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及其相关理论对主体间模式规则观加以研究和分析，试图对目前我国主客二分的规则思维模式进行一定反思并提出几点建议。     

生态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湖北省长江流域治理个案

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生态治理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或者政府,而需要寻求多元主体的协同。对湖北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案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发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趋向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始互动融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并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虽然开始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但发挥作用不明显;多元主体间的合作融合程度决定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为破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专业化机构以更科学的方法协同好政府内部的治理行动,建立市场化的生态治理机制进而协同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步伐,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协同好公众、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生态治理行为。     

“社会治理社会化”论纲——超越技术逻辑的政治发展战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社会治理社会化"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后治理工具的新选择,而且具备撬动"治理制度转型"与"学术话语转型"的深层意义。"社会治理社会化"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打破社会治理长期被少数部门掌握诠释权的局限,开启"成为引领全局工作话语"的机会窗口。系统勾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途径,一是推动"政治行为社会化处理",二是推动"行政行为社会化合作",三是推动"社会事务社会化自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支持条件包括:第一,理念革新:基于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要有"新时代"的理论认识;第二,顶层设计:基于"底层实践"的需求推进全局性的社会化改革;第三,社会增能:厚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第四,机制优化: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精准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公民表达权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

以法治方式治理国内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从群体性事件作为民众以非规范化方式公开表达诉求的面向观之,其法律治理需要兼顾保障公民表达权利与规范无序行为两个维度。民众以集体联合的"群体性行动"方式进行公开表达有其特定的正面功能,然却极易造成社会失序。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保障公民表达权和规范公民集体行动的作用,适度放开公民表达权利行使的许可限制,将公民的集体诉求表达纳入规范和可控的法治轨道。     

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困境探究——以实证分析为视角

基层社会治理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以政府主导为基本原则,在治理理念、主体格局、法规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仍需改进,需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较全面地探究基层社会当前存在的普遍性的治理困境。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路径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主要经历了以公安机关为主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同时注重利用城乡治保组织参与治安管理阶段;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及治保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阶段;初步探索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治安防范阶段;探索建立利用社会力量、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阶段;利用社会力量参与治安管理基本形成阶段;创新完善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发展阶段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主要形式包括治安保卫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内部保卫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组织,志愿性治安社会组织,中介性治安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完善主要路径有制定和修改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律、法规,实施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办事,建立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秩序等。     

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治理优势，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而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乡规民约的发展却遭遇了村民参与度低的问题。本研究结合对宁波农村乡规民约的实地调研，尝试以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分析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分别从国家层面正式制度的影响，社会层面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个体层面内化因素的影响开展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调动村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自觉，以此来重新挖掘乡规民约的内在价值及治理作用，让乡规民约继续焕发活力。     

“运动式治理”缘何长期存在?——一个本源性分析

尽管运动式治理因其内在缺陷受到诟病,但从本源性分析框架出发解析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源生动力,有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运动式治理。相对有效性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绩效合法性。这种有效性不仅表现为问题导向的有效性,还表现为结构导向的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供给不足是运动式治理长期的现实合理性。只要供给不足的现状依然存在,运动式治理就将有存在空间。与本土治理生态天然契合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源生动力。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在承认运动式治理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应用范围、限度和方法等问题,并思考如何规避其潜在风险或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