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司法适用问题及化解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自设立以来仅有四起认定为本罪的案件被公布。从宏观层面看,本罪司法保守倾向凸显,行为定性存在争议,同案异判现象突出。从微观层面看,本罪构成要件要素的阐释不够充分,刑事责任模式的说明付之阙如。作为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本罪在认定时应采多维视角,防止单一思维的桎梏,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主体性的判断上,注重网络服务单位的认定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的确定;在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认定上,注重与前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挂钩;在"拒不改正"的判断上,注重其兼具主客观方面的复杂属性并与"约谈"加以区分;在解释"其他严重情节"时应包含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并细化认定规则;在肯定本罪刑事责任模式为平台责任的前提下,揭示平台责任的独立性和依附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定罪和量刑的影响。     

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适用《行政诉讼法》第97条之探讨

在行政契约履行救济渠道上,我国行政机关因为受限于原告被告角色恒定性的立法预设,无法提起契约之诉,因此《行政诉讼法》上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被作为关注的焦点和方向。行政契约不属于传统行政行为范畴,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不及于其,以契约本身作为执行根据不合乎行政法治理念。依法成立的民事契约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行政契约的强制执行亦无普遍的契约法理基础。为有效解决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除了恢复行政机关的契约诉讼原告资格和诉权之外,契约当事人的自我约定强制执行制度、与行政优益权相匹配的其他法定处理权等,可以作为破局的尝试。但是,这些制度设计也可能消解行政契约的合意性、平等性,不仅应该使其法定化而且力求慎用。     

继承前妻遗产第一案

夫妻自离婚后，他们之间的一切法律关系就不复存在。江苏省宜兴市的一位男士却匪夷所思地向法院请求继承前妻的遗产，没有继承权的前夫可以继承前妻的遗产吗？2013年7月13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特殊的法定继承纠纷案作出了终审判决，认定前夫对前妻在离婚后尽了较多扶养义务，可据此分得适当遗产。据悉，这是法院判决离异丈夫继承前妻遗产第一案。     

论创业板高管辞职减持行为的法律问题

创业板出现的目的本就是为了高科技、高成长的小公司融资,而现在公司的高管人员不断获利套现的行为反而对公司的发展投资者信心及正常证券市场带来负面作用.本文将重点论述分析造成此现象的背后的法律法规漏洞以及制度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建议及思路.     

赡养父母,岂较锱铢

古人有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现代人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亲情却日渐淡漠,赡养老人起纠纷的事常见诸于报端。在赡养老人方面,人们容易陷入哪些误区?     

森林织就秀美山川

贵州省在大力推进生态建设,改善生态状况的同时,紧紧围绕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强绿色通道建设、城郊绿化、城镇绿化、园区绿化和全民义务植树,深入推进森林城市、森林乡村、森林矿区、森林校园创建活动,努力建设山川秀美的多彩贵州。10年来,贵州森林面积、活立木蓄积量和森林覆盖率同步增长。截至2011年底,全省森林面积731万多公     

中外“管官铁律”管窥

《同家公务员法》最为引人沣日的亮点之一是明确对公务员的家庭牛活作出规范，对包养情人、拒不承捐赡养抚养义务、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公务员予以严厉惩处。《公务员法》被圈际上称之为中国政府的“管官铁律”，近些年来，某些官员处理家庭问题出现两个极端，一些官员将亲情摆在党纪国法之上，为了给老婆孩子谋好处，不惜以身试法；     

一名退伍老兵的雷锋情结

在部队,他因为学习雷锋做好事,被评为“五好战士”;退伍后,他用16年的人间挚爱,义务赡养着一位非亲非故的孤寡老人,书写了一曲感天地的敬老乐章.唐小林,一师十一团六连的一名普通退伍军人,30多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中弘扬雷锋精神,雷锋情结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唐小林今年49岁,18岁那年参军,1984年7月,唐小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上,唐小林是学习雷锋精神的标兵,因为在部队表现优秀,多次荣获“五好战士”、“优秀士兵”、“优秀班长”等荣誉称号.     

数据驱动时代的数据隐私保护——从个人控制到数据控制者信义义务

在数据驱动时代,个人数据隐私引发广泛的担忧。基于个人具有隐私自我管理能力的假定,立法者建构了一套沿袭传统个人主义隐私观的数据隐私保护法律框架。这种强调个人控制的立法取向高估了个人在数据实践中的自治能力,难以应对数据时代的隐私挑战。可考虑将信义义务引入新型的数据关系之中,要求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其他智能交通服务提供者以及数据驱动的其他商业场景中的数据控制者以数据受托人身份管理或处分其占有的个人数据,强化其数据受托职责,以弥补个人在隐私管理中的能力不足。     

成年在读子女抚养义务问题的法律研究

我国《婚姻法解释(一)》中明确表示"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不包括绝大多数的成年在读子女,这使得法律界和社会争议不断。该规定不仅不完善,且与社会观念、我国教育制度相违背。而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法律中均通过不同方式明确规定了成年在读子女仍享有一定的被抚养权,不仅符合国情、社会观念,也能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在立法上,我国应当出台新的《婚姻法解释》,解决在读成年子女抚养问题。首先应对成年在读子女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类型确定抚养人是否应延续未成年人的抚养权或是确立一种"相对扶养义务"保障其基本生活。在司法实践中,则应根据当地情况,放宽标准,多以和解、调解方式结案,保障成年在读子女各项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