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 ,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 ,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意蕴

科学发展观是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是生态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生态伦理的科学概括。人类必须“自为”地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中实现统一,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是全面的,是协调的,是可持续的,核心是强调公平,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意蕴的核心。     

基于Post-ELSI的人工智能政策国际比较与经验镜鉴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受到关注,各国和欧盟均致力于通过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政策形塑人工智能技术,Post-ELSI为人工智能政策的评估提供对伦理、法律和社会因素更全面和细致分析的新思路。本文基于Post-ELSI理论框架,运用NVivo12 plus质性资料的数据分析工具对2016-2020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欧盟等发布的29份人工智能政策,从伦理(安全、隐私、责任等)、法律(确权、监管、算法等)、社会(公正、平等、治理等)三方面进行评估分析。研究发现,在Post-ELSI框架下,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和欧盟的人工智能政策具有很大同质性,均将“技术精英”与“技术难民”、“人机协作”与“机器换人”、“对症下药”与“被人工智能评估的人”视为关切利益,但在伦理危机、负责任监管和社会福祉等方面的关注程度与政策措施存在较大差异性。通过镜鉴国际经验,可以为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政策提供有力支撑。     

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

行政伦理监督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管理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围绕廉政建设与反腐败这一行政伦理的核心问题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必须进一步完善监督防范机制、惩治腐败机制、公正待遇机制、廉洁自律机制以及将这些机制形成统一整体。     

政治伦理：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在政治实践领域的进步状态和人类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政治伦理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合理的、适宜的系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从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政治伦理具有工具正当性即依据一定的伦理标准对人类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加以评判，为人类政治活动在特定环境下如何行动提供规范性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价值正当性功能，它不仅论证和说明政治对社会的终极价值关怀，而且作为政治的根本价值观具有评价现实社会政治的价值判断功能和建构理想政治社会的行为导向功能，为人们认识政治活动及其变化提供基本的观念框架和价值指标。     

论信用制度的产权基础

产权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制度,最根本的措施之一是要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使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成为真正拥有独立财产的所有者或产权主体,并使我国所有产权主体的财产都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市场主体讲信用的能力问题、动力问题和压力问题,才能解决市场主体的长期守信行为,才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一致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秩序.     

论权利主体

权利主体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公民)和作为权利主体的大我(法人).个人只有取得公民的资格,拥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拥有权利能力的指向物时,才能成为权利主体.大我是公意的人格化或人格体.在法人行使权利时,支配的自然过程与支配的社会过程必然发生分离.权利主体之间最基本的原则是: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权利主体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试论法律伦理教育

正确的法律职业道德信念和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质是法学专业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在实现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中,法律伦理教育具有调节功能、认知功能、约束功能、供给功能、激励功能。法律职业道德由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三部分组成,法律伦理教育应对法科学生进行法律道德义务、良心、情感、荣誉、节操、幸福观的教育,这六大方面的内容要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展开。在实施法律伦理教育过程中,应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     

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

互联网正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媒体。网络传播的特点和文化意义有助于转变社会文化观念,打造网络文明形态。网络媒体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为社会进步和人类价值实现提供技术基础,同时又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因而网络文化建设需要改善网络伦理系统,健全并优化网络生态环境。     

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刑事和解是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进行的一种协商 ,旨在被害者获得损害赔偿 ,犯罪者获得宽恕谅解 ,社会秩序得到恢复。辩诉交易是检察官与刑事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协商 ,旨在通过被告人承认犯罪 ,获得检察官向法庭提出更低的量刑请求 ,国家因此降低司法资源耗费 ,降低诉讼风险。两种制度的本质都是一种刑事法领域中的契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