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制度研究——以刑罚目的为视角的考察

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自首作为一种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其理念的建构和制度的设计毫无疑问要围绕刑罚的目的展开.特殊预防是自首制度的基础观念.自首制度通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表征犯罪人的特殊预防性,司法解释对“自动投案”解释过宽,有突破基本观念的冲动,应慎之,对“如实供述”解释恰当,对于实践中的“异化”现象,应避之.     

“应当如实回答”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之间冲突的协调

《关于修改刑诉法的决定》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放在了证据章节中,这表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并未成为一项基本原则,本文认为,如果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视为一项宣示性的法律规定,而第118条规定的如实供述仅仅是一个具体操作性规定,适用时就可实现保障被追诉者人权的价值目标要求。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本土化的困境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体现了我国对人权的进一步尊重与保障,也体现了立法者根据国情,在协调、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两对价值上的睿智。但是新《刑事诉讼法》中对该原则的设立仍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包括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其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的不协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矛盾以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的冲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施困境与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传统习惯密切相关。     

从新刑事诉讼法看中国式“沉默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沉默权长期以来都未曾有过涉及,虽然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但是总体上看沉默权在我国仍未得到实质性的确立。笔者试从我国具体国情来分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对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展开论证。     

讯问、供述、证据及其引申

讯问、询问、盘问三词在汉语词义上和法律性质上存在着区别 ,这种区别反映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刑事诉讼程序的控辩双方不平等的理念对现代刑事诉讼立法的潜在影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 ,尽管供述不能独立地作为定罪证据 ,但是供述作为侦查机关获取其他定罪证据的重要途径 ,和在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形下为刑事司法工作人员提供心理支持 ,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心理学解读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赋予犯罪嫌疑人审讯阶段辩护权并建立合理的讯问规则是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有效对策。     

迈进法治社会的新纪元

一个社会是人治还是法治,标志着该社会的进步程度。多年来,在诸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我们的法治社会形态一直处于不完善的状态。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提出的总目标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对行为人主观心态与行为性质的辩解及自首的认定

自首制度是一项重要刑罚制度。我国刑法规定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的构成自首,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规范性文件对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进行了全面阐释,并规定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认定,这对自首的正确认定与准确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审判实践中,行为人往往通过辩解作案时主观心态而对指控的犯罪行为性质提出异议,在此情况下行为人能否构成自首就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行为人主观心态与主要犯罪事实的关系入手,分析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与如实供述主观心态相关问题及其对行为性质认定的影响,提出自首认定的具体标准。     

浅议同步录音录像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定位

正《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司法实践中,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否属于证据,如果属于证据,是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辩解还是视听资料,律师在侦查     

“五查法”核实非法言词证据

正一、查同步录音录相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其供述是侦查人员逼供、诱供述、指供或是由侦查人员一人讯问等情形,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全程同步录音录相,由公诉人对录音录相进行审查,并将录音录相的内容与笔录内容进行比对,通过这样的全面审查,就可以轻易地发现侦查人员是否存在非法取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