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近年来,提升政策透明度逐渐成为了货币政策实践操作的趋势。针对货币政策出现的这一新变化,系统分析了货币政策透明度提升的理论基础,即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从实践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经历了起步期、快速发展期、平台期和快速提升期等四个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作为宏观调控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也应该创新政策工具、转变政策风格,以满足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需要。     

企业合法降低社会保险成本之探析

企业合法降低社会保险成本,这是许多企业管理者及法律服务职业者追求的目标。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分析发现,企业要想合法降低用人单位的社保成本,最为值得可行的是尽可能与劳动提供者依法缔结非全日制用工法律关系,或承揽法律关系,或雇佣法律关系,或销售委托代理法律关系。     

大数据治理技术与央地关系的优化——基于信息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对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举足轻重。既有研究着重分析科层体系的相关因素对央地关系优化的影响,却鲜有研究系统考察信息属性的治理工具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治理工具,大数据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机遇,相关治理技术在中国场景下应用,对央地关系有何影响?其内在作用逻辑是何?基于信息政治学,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存在使中国央地关系长期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而大数据具有获取更多维度、更广泛群体和内容真实信息的优势,理论上能帮助中央政府充分掌握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从而优化中国的央地关系。大数据治理技术优化央地关系主要通过经济、技术和内容这三条路径。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是降低信息获取和运用成本,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常态型优化;二是提升信息获取时效性,使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技术可行性,推动信息型优化;三是提升信息质量和真实性,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在内容上具有实质性,从而有助于从决策内容和质量方面实质地优化央地关系。因此,大数据治理技术发挥作用,有利于央地政府间最终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摆脱以往的循环怪圈。不同于既有文献,论文从...     

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认定

委托理财合同往往因超越经营范围或者保底条款显失公平而被判定为无效。但无论从经营范围本身的性质、作用与合理性,委托理财合同的历史及发展,还是从强制性规范的效力类型,以及显失公平的前提条件等角度进行分析,都应当承认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这样才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有利于资本市场诚信氛围的培育。     

委托付款的性质认定及拟定建议

委托付款的法律性质认定存在名义与实质的多种区分,具有深层次的理论及实务探究意义。本文由一则常规案件出发衍生相关法律争议,从委托付款的法律性质认定与要件出发,分别阐述债务转移、债务加入、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债务履行承担、保证这五种实质法律关系。在基于理论研究、结合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对前述五种法律关系进行区分认定,确认司法认定的具体路径并对法律文本的草拟提出有效建议。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以限制性为视角

《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以有偿、无偿为标准对委托合同作出了区分,但未对其适用范围进行限制。本文认为,从目的性限缩解释角度出发,应当排除任意解除权在混合合同中的适用。原因在于,对民事、商事委托进行区分有其特定的理由,商事委托中任意解除权存在的正当性低,应当严格限制适用。例如,商事委托中排除特约有效,民事无偿委托中排除特约无效,民事有偿委托中排除委托人权利的特约无效,排除受托人权利的特约有效。     

创新机制 试行委托管理模式——塘沽区探索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合作共建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为适应滨海新区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新要求,发挥滨海新区核心城市医疗服务载体作用,塘沽区政府依据天津市政府与北京大学的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在市人事局、市卫生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滨海新区先试先行政策优势,创新医疗管理体制机制,与北京大学医学部深入合作,以“全面合作、委托管理”的模式,将第五中心医院“外包”给北京大学医学部,合作共建第五中心医院。     

盲点审视:看守所接受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论

看守所接受办案机关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是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之间的互助制度。该制度具有厘清看守所审查被羁押者通信的角色和地位、综合反映看守所功能、改善看守所与被羁押者的关系、推动看守所接受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规范化的价值;但也存在控制通信优位于保障通信、制度设计面临实施困难的弊端。应当明确委托审查的范围、委托审查的手续、委托的授权范围、委托后对通信的审查等内容,建构看守所接受委托后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审查报告义务制度、审查的责任承担制度、修改审查内容的通知制度。     

鸠山内阁时期“政治主导”改革失败原因探析——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

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成为日本首相,组建鸠山内阁,实施了诸多政治主导改革措施,意图实现消除政府执政党二元体制、重塑政官关系的目的。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选民-政治家和政治家-官僚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出发,对鸠山内阁时期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进行了全面分析。鸠山内阁时期的政治主导改革损害了选民、政治家、官僚三方利益,产生了委托人信任危机、加剧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懈怠,增加了代理损耗。从选民-政治家委托关系来看,由于选民对鸠山内阁产生信任危机,鸠山内阁支持率急速下降,间接导致民主党2012年众议院选举失利。从政治家-官僚委托代理关系来看,政治家一味抵触省厅官僚,导致官僚的消极怠工与暗中抵抗,加速了鸠山内阁总辞职步伐。因此,可以认为鸠山内阁时期“政治主导”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结果来看仍以失败告终。     

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困境及其化解思路

由于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的相对分开,使得政策制定权与政策执行权产生分离,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使政策执行极易陷入委托代理困境,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利益的不一致和权责的不对等.通过对政策执行者的监督、激励以及对其败德行为的惩罚,可以有效地化解政策执行中的委托代理困境从而防止政策执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