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新安全观与亚太安全合作途径

1997年 4月 2 3日 ,江泽民在俄罗斯杜马发表讲话时首次向国际社会阐述了新安全观。江泽民指出 ,这是“完全不同于冷战思维的一种新的安全观 ,对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与信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将会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开辟新的途径。”1999年 3月 2 6日 ,江泽民又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 ,以军事联盟为基础 ,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 ,无助于保障国家安全 ,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 ,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在 2 0 0 1年 7月 1日的建党 80周年讲话中 ,江泽民再次强调了新安全观…     

国家安全系统理论刍议

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可以在理解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实现学理层面对国家安全总体性和安全领域多维、多元、多尺度集成的阐释与把握。国家安全学的学理建构需要兼顾宏观体系化与微观精细化的要求,国家安全理论和学科探讨的复杂系统转向已具备从自发向自觉、从零散向体系的基础和条件。推动国家安全学科的系统化学理探索也拥有跨学科系统路径研究的对标、参照和借鉴可能。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角度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在充分承认不同领域特性和细化其关联方式的基础上实现局部与整体安全的动态平衡,并避免必要干预的缺失与追求绝对安全这两种极端。必要干预是在开放系统中降低安全环境失序风险的前提,也是避免机械论与还原论对国家安全总体性产生破坏的基础。强调效率与适应性的平衡,避免控制与安全的绝对化,则是统筹国家安全、尊重其涌现特征并加强总体韧性的保障。     

“亚信上海峰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3月21—2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亚信上海峰会:亚洲安全和发展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泰国、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塔吉克斯坦、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的专家学者围绕亚信(即"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与亚洲新安全观构建、亚洲安全机制、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亚信成员国经济合作、亚信会议成员国共建"丝绸之路"、加强人文合作,实现民心相通、成立亚信会议智库圆桌会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达成     

合作安全理论溯源

合作安全,作为新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对于合作安全的研究也日益升温。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似乎更多地集中在合作安全的实践、尤其是地区实践上,对于合作安全的理论渊源分析较少。     

论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非传统安全研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对传统安全研究的反思和发展。非传统安全 研究强调人的安全的普世价值取向, 但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化”的背后, 隐藏着国家利益 的诉求。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康德文化的建构成为 可能。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 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总体性治理策略：面向复杂社会的城市安全实现逻辑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是维护现代城市安全的根本之策。现代城市面临着来自自然界、物理设施和社会领域的系统风险,风险之间的传导与转化加剧了城市安全的复杂性。实现城市安全愿景不仅需要防范系统性风险,也要增强人的安全感,塑造积极的城市安全文化。当前,城市政府部门业务分割造成了风险管理的碎片化,条块分立造成了城市安全实现的分散化,安全的维护与塑造分隔制约了城市安全的共识形成。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性、系统性的要求,应当转向城市安全的总体性治理策略,更系统全面地进行城市风险管理,解决碎片化的治理逻辑;把城市安全的实现融入城市治理和发展进程,并最终服务于人民利益;培育和塑造城市安全文化,为城市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奠基。     

系统思维指导下的大安全格局内涵及实现路径研究

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形势呼唤新的国家安全观,而新的国家安全观指导国家安全实践会形成新的国家安全格局,即大安全格局。系统思维是系统科学理论在国家安全中的应用,具有方法论意义。整体性和协同意识、层次性和分类指导、结构性和功能最强、开放性和动态调整是系统思维的理论涵摄。安全发展、统筹各领域安全、贯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共建全球共同安全、统筹内陆安全和边疆安全、打造线上安全和线下安全共同体是大安全格局的基本内涵。在战略上布局国家安全治理、在观念上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制度上强化国家安全的法治保障和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是实现大安全格局的现实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生态安全：风险感知、形态进化与系统治理

作为一种新的安全要素,生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审视生态系统完整性与人类可持续生存之间复杂连接的重要窗口,也是其他安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亦预埋了生态退化、气候变暖、土壤污染、核与辐射污染所引致的多重风险,给生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生态安全是人本政治的具体化,因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注意力。应对生态安全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兜底性”治理是维护生态安全的基础。除了筑牢生态安全底线外,还应从更高层面的“引领性”思维出发,强化生态安全相比于其他安全的优先性,并做到“防患于未然”。实现生态安全“兜底性”形态向“引领性”形态的进化,需要从审视国家间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将警惕生态殖民主义,促进中央环保督察常态化、“在地化”,发展威权式环境民主主义作为重要抓手。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第219条之一商业间谍的受益主体界定探析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第219条之一的新罪名,是对我国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体系的重大完善,但现有法律目前没有对本罪的受益主体即“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作出明确界定。通过体系解释和实质解释两种途径加以分析,并参考借鉴域外经验,认为本罪的受益主体不应当以具体组织形式加以限制,而应从资本来源和实质控制的角度予以确认。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意识形态逻辑论析

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内容丰富,构成定位在于两个层面: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意识形态逻辑贯穿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的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既是立足点也是发力点。习近平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基于意识形态是总体国家安全核心要旨的本体维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斗争日益复杂的实践基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把意识形态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的突出位置。具体表现为:以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涵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的定力、以意识形态的创造力增强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的动力、以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彰显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