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全挑战和大战略的演变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安全观和大战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既有历史连续性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其中变化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实力大幅度提高,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双重变化影响了中国历任领导人为保障政权安全对大战略所做出的巨大战略抉择。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期,中国相对弱小,面对强大对手的严峻军事威胁居于绝对弱势,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以应对明确外部安全威胁为中心的大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日益强大,但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领导人在大战略抉择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21世纪中国面临国内外新的安全挑战,这是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终结的结果,这也是中国1979年以来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结果。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本文从提出背景、深刻内涵、体系架构和紧迫任务四个方面分析和概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紧迫性、深刻性和重要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创新

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公共冲突治理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按照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进行创新,实现一系列转变:从关注内部不稳定因素到同时关注内外不稳定因素及其互动的转变;从重视政权稳定到同时重视政权稳定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转变;从聚焦事后影响向聚焦事前风险的转变;从突出处置与应对向突出源头治理的转变;从强调行政控制向强调依法治理转变。在创新措施上,树立依法治理公共冲突的思维,加强公共冲突风险管理,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对国家安全特点与治理原则的思考

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并把它放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不少人对国家安全的理解还存在较大偏差,主要表现在要么笼统抽象地谈论国家安全,要么只是关注国家安全的某一个方面,对国家安全涉及问题的系统性讨论不多,即使那些为数不多的讨论也不够全面和深入。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需要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厘清“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国家安全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安全治理的原则和路径。国家安全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具有多面性、关联性、变动性、相对性、非唯一性、主观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家安全要有总体安全思维,从总体安全的角度全面审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认真应对。因此,国家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至少应遵循总体、全面、兼顾、适度、平衡、顺势与合作等原则。     

一月时事

第四次亚信峰会在上海举行 第四次亚信峰会于2014年5月20日在上海举行，此次峰会主题为“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本次峰会，中国将接任2014—2016年亚信主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     

核安全观:把脉世界核能安全新议程

正习近平主席将中国的核安全观概括为四个并重,即发展与安全并重、权利与义务并重、自主与协作并重、治标与治本并重。充分重视核恐怖威胁21世纪是人类社会充分利用能源供给多样性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却也是被能源可持续性、清洁性特别是安全性所深深困扰的时代。当传统石化能源日益枯竭引发能源循环再生危机,且环境污染灾难频现引发治理困境之时,包括核能在内的新能源替代方案成为     

试析中国国家安全中的东盟因素

中国国家安全观在一定阶段忽视了海权,造成中国对海洋利益的保护薄弱。东盟组织虽然力量弱小,但对维护亚太稳定、中国国家安全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南海海域。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中国与东盟有着共同目的,因而在安全方面两者存在合作可能。东盟所处海域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航道,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面对美、日、俄及印度在亚太的争夺,中国与东盟在安全上进行合作不无可能。     

论江泽民的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以来变化的国际安全形势挑战传统安全观。通过反思传统安全观的局限性，江泽民顺应新时期时代发展要求提出并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安全观。上海合作组织是江泽民新安全观的外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