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随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是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大历史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基础上，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统筹发展与安全，明确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安全领域中的具体展开。全面分析中国国家安全的理论基础、战略框架和治理体系，有助于深刻理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安全跨域外溢机制研究

巴里.布赞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提供了安全跨域外溢的分析方法，克服了不同领域的安全研究相互割裂的局限。文章基于新综合安全观的视角分析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提出“二阶段论”的理论框架，将经济风险促成战争的过程分为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常是线性逻辑，经济风险通过影响一国经济基本面演变为经济威胁；第二阶段是复杂的多线程逻辑，经济威胁可能通过激励和诱发两种机制作用于军事安全领域，产生或加强实力—安全困境、破窗困境、存续困境和防御困境等四种困境，最终促成战争爆发。二阶段论在现实中有五种运行逻辑，分别是直接与军事安全相关、效率与安全的矛盾、货币霸权的衰落、经济依附和(国际)金融危机，历史案例为这五种逻辑提供了佐证。由此证明，二阶段论亦可作为新综合安全观在中观层面的补充与完善。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治国理政遵循的重要原则，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加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三大体系”建设，从根本上说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把握独立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把握社会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活动体系；把握主体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言说体系。     

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的源起、内涵与展望

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是中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国家崛起和“时代转折”的双重动力推动德国出台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基于综合国家安全观,提出多元化策略,界定德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并突出了制度竞争要素。该战略文件针对内外安全风险,具体从加强防护性、加强韧性和加强可持续性等三方面布局实施路径,在体制建设上尚未构建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无论是战略文件的制定过程还是核心内容,都充分体现出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战略联动。该部战略不仅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变化,而且全方位影响德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不过,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仍旧面临若干现实问题和瓶颈,这限制了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领导力的发挥。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更多地聚焦原则立场,外界更应当关注其后续转化和实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筑牢国家安全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江苏省委明确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有力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南京市高淳区始终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为高淳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逻辑：兼论俄乌冲突中的能源认识

“能源安全认识”是制定和实施能源政策的前置条件，能源政策是“能源安全认识”的观念产物。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在形式上呈现出从“单一能源安全观”到“综合能源安全观”的结构转变，在内涵上呈现出“煤炭安全观”—“石油安全观”—“3E安全观”—“3E+S安全观”的演进逻辑。“煤炭安全观”与“石油安全观”,都是以单一能源为主的安全观，在政策设计上体现的是“增量至上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深化了能源安全的认识内涵，即：在原来“单一能源安全观”基础上，嵌入了“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然而，311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的爆发，暴露出日本以协调“稳定供给”“经济效率”“环境保护”为中心的“3E安全观”的缺陷。对此，日本在“3E安全观”的基础上又追加了能源安全性，即：将安全性与稳定性、效率性、环保性进行平衡统一的“3E+S安全观”。俄乌冲突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有了新变化，如：从“防守型”应对能源地缘政治风险转变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推行“脱俄”与“脱碳”并存目标等。     

洗钱罪的基础问题辨析——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在我国和国际社会强化打击洗钱罪的大背景下，对于作为洗钱罪基础问题之一的侵害法益，不仅要从微观层面进行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还需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予以更高层次的理解，分析洗钱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相联系的新型关系，认识到洗钱罪在侵害法益上的巨大转型。基于惩治洗钱犯罪和满足国际标准的特殊考量，我国立法机关将《刑法》第312条规定的赃物犯罪纳入广义的反洗钱罪名体系，致使该罪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均具有传统赃物犯罪与反洗钱的双重属性。据此，对于洗钱罪与赃物犯罪之间关系的基础问题，我们应该从刑事立法的背景、实然规定和体系性思考等多维度加以分析，不能仅停留在传统赃物犯罪的单一角度来割裂思考，两者存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在反洗钱罪名体系中，洗钱罪与赃物犯罪属于特别罪名与普通罪名的法条竞合关系。     

技术治理视角下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风险与防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广泛应用，技术治理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显著趋势。技术治理促进公共安全治理开放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是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关键。技术治理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必然选择，是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客观要求，是响应基层社会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然而技术治理在创新公共治理方式、增进社会安全稳定的同时，也存在技术发展滞后安全需求、“技术利维坦”、治理共同体缺失、技术革新代替体制变革等风险。因此，建议采取加强技术创新，完善技术监管，健全公共安全治理共同体，加强制度建设等风险防范策略，规范公共安全治理行为，化解技术治理风险，建构契合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技术治理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