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住宅权

住宅权作为基本人权,包括住有所居和逐步改善住宅条件的权利,它与居住权、住宅财产权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立法上应该对住宅权的法律性质、内容、行使等方面作出规定。国家承担住宅保障责任时,应侧重于重点人群的基本住宅权利的保障。     

争当桥头堡建设排头兵建设富裕开放和谐安宁新边疆——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kltI长孟必光

记者：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请问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孟必光：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们紧紧抓住机遇,结合州情实际好又快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经式,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展步伐空前加快。     

宪政语境下民生与公民社会保障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强调要把关注民生、解决民生问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体现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思想和决策。2007年召开的人大会议通过的有关立法中大多是涉及民生的立法,说明民生问题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国家和政府今后所要进行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作为民生中的社会保障是法治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     

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

我国《公司法》专章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包括股权内部转让自由、股权外部转让受限、股权转让的记载与登记、股权的强制执行、股权回购、股权继承六项制度,标志着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基本完善。但该制度仍存在一定不足,应从瑕疵出资股权的转让、转让部分权能的股权转让、侵犯股东优先认购权的股权转让、非协议转让股权等几方面进行完善。     

《每天学点法律常识》连载之十二：谁侵犯了你的通风采光权——相邻权

楼上晾衣楼下下雨、外边阳光明媚家里却阴暗一片、邻居家享受着空调的凉风你们家却承受着邻居家空调吹出来的热气……相信这些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房屋是一种重要的不动产,不仅因为它具有很高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由于土地面积有限以及人们的群居生活习惯,房屋相互毗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而这些现象伴随着房屋毗邻也就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只不过,这个调味料的滋味可不怎么好。     

灾害事件中行政应急权的行使

行政应急权力的正确使用是有效解决灾害事件的重要手段。政府应对应急状态时所必须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行政应急权力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灾害事件中应急权的使用应做到事前的权力来源的立法完善、权力主体的确定和应急机构的设置;事中应确定应急权行使的条件、原则、内容、对象、范围、程序和时间以及对应急权的监督;事后通过立法手段、司法手段及采取行政问责制的方式对行政应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对灾害事件中行政应急权的行使确立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自诉转公诉问题思考

对于被害人享有自诉权的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将其转为公诉，这有利也有弊。从域外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自诉转公诉主要是通过直接提起公诉、接管自诉或独立上诉三种方式来实现的，它与代为告诉、自诉担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完善我国自诉转公诉制度既要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又要立足我国国情，注意该制度可能产生的弊端，增强该制度的可操作性。     

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的组织法回应

虽然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工作已然铺开,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并未为其提供充足的规范基础,既有的行政组织结构及其相应规则也没有为镇街有效承接执法权做好充分准备。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依然承受着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考问。以《行政处罚法》为框架的分析思路,并不能为消弭质疑提供有力支撑。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带来了镇街行政法身份、规模与组织形式、与区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属于执法权配置的结构性变迁,因而只能在组织法框架下探寻其解决之道。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赋予镇街执法主体资格,在此基础上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形式安排镇街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理顺镇街执法与县(市、区)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为镇街执法提供必要的财政保障。     

检举权的法理探析

检举权是个人或者单位向有关国家机关报告他人违法行为的权利。检举经历了从义务到权利的发展。对于检举存在的一些误解需要加以认真分析思考。检举权的法律价值在于: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等。     

起诉阶段法定量刑情节的认定

近日,笔者办理了一起盗窃案。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高某取保侯审,经过审查案卷及传讯高某,盗窃事实清楚,应予起诉。就在笔者起诉时,科内一位同事发现高某与其六年前办理的一起强奸案被告人的情况极为相似,经调查,高某九四年因强奸罪被判刑,99年刑满释放,二000年又因盗窃药品被公安机关逮捕。高某应为累犯,理应重罚,却差点仅按新罪受审。此案引起笔者对起诉阶段认定法定量刑情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