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不正当目的”抗辩研究——《公司法》第33条第2款的法教义学分析

为平衡股东权利与公司利益,《公司法》赋权公司以具有"不正当目的"抗辩股东的查阅会计账簿请求权。由于《公司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抽象且原则,就其司法适用仍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实证研究发现,各级法院在多个审判焦点问题上存在"同案不同判""类案不类判"的现象,背后则是"同法不同释"。关于"不正当目的"的规范完善与司法裁判要恪守三个基本原则:整体把握目的正当性规则体系,不能孤立、片面视之;明确定位司法有限介入原则,准确解释、审慎适用"不正当目的"条款;完善委托中介机构查阅、限制所获信息的用途等事中和事后规制措施,最终达成各方利益的平衡。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国家在宪法上所负有的保护义务,该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而不是"个人信息权"。将个人信息作为私权客体的权利保护模式,在规范逻辑、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局限;应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框架建构个人信息的权力保护模式。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国家不仅应履行尊重私人生活、避免干预个人安宁的消极义务,还应通过积极保护,支援个人对抗个人信息处理中尊严减损的风险。基于控制"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的需要,国家一方面应避免过度侵入个人信息领域;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以及侵害防止义务的体系化,营造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生态。     

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重塑

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对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从结构主义整体观出发的研究表明,随着AI学习和创作的发展,传统版权法的"作者中心主义"和严格的"三步检验法"不能适应AI技术变革的需要.为了促进创新和AI技术的发展,合理使用应当扩张并进行制度重塑.首先应以"合理使用"这一术语替代"限制与例外".其次,随着AI创作的兴起、人类作者角色的淡出和作者的"袪魅",应当重构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的关系,将合理使用提升至与版权保护比肩的地位.再次,应当将为了AI学习、创作使用版权作品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但如果AI"输出"的作品与原作品实质相似,则应当属于版权人的控制范围.最后,我国著作权法应当采用灵活的、有弹性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     

算法商业秘密与算法正义

算法时代中,"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算法茧房"等非正义现象引发了算法规制的需要.但算法商业秘密的存在使算法处于"黑箱"之中,成为算法正义实现的障碍.面对算法商业秘密与算法正义的张力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量: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平衡;算法知情同意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拒绝权等私权制约;算法正当程序.由于对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考量主要局限于维系商业道德和市场秩序,无法实现对算法商业秘密的有效制约.算法私权中基于一般道德和法理的算法拒绝权能够成为制衡算法商业秘密的强理由,同时,算法正义需要建构一种基于过程的,而不是仅基于结果的正当程序观念.     

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以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为诱因的侵权案件频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消解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与知情权、解释权、被遗忘权、脱离自动化决策权保护冲突的关键是,对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处理,分别进行效力认定。网络平台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致使信息主体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符合我国《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之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主要权利”的认定,在考虑合同内容的同时,应奉行合同性质决定论;以“理性人”构建网络平台的解释义务标准,力争在保障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     

因怀孕派遣女工被退回

正从月收入6万余元到每月领取1500元的待岗工资,从令人向往的外企代表处高级经理到人力资源公司的待岗员工,苏晓明的职业生涯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化。怀孕被退回,月薪由数万降至千余元2012年4月30日,也就是苏晓明33岁那年,她与用人单位即北京一家外企人力资源公司(以下简称"人力资源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3年的劳     

增权理论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自媒体传播研究探讨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以争取平等市民权益的集体行动日渐增多,其中微博、论坛等自媒体扮演着自我觉醒、信息传递、情绪发酵、协同组织等重要角色。该文以此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增权理论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自媒体传播研究的分析框架、核心问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求同一框架下更多研究成果的相互检验,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和西方理论的本土化。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     

帝制时期士绅权力的合法性渊源探究

绅权在帝制时期对国家——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切影响。但绅权往往被排除于正式权力之外,其延续千年的合法性渊源何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绅权的合法性源于士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的整合。士绅属于特权阶层,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与国家权力一致,不对君权构成威胁。于国家权力而言,绅权是为弥补贵族制度式微和基层国家权力萎缩所造成的权力失衡而生,其能够维持地方秩序,抑制士族权力,协助国家权力完成赋税徭役的征发,缓和民众对国家权力的怨恨。于基层社会而言,绅权能消极地保障宗族不受国家权力伤害,更能积极地主持地方公共事务,维持基层社会有序运作。     

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相关法律争议问题研究

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基于保护承包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秩序,确保社会稳定的法律举措.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争议.本文基于此开展研究,在概述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概念和法律特征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我国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相关法律争议,主要包括主体范围方面的争议、不宜折价、拍卖的建设工程认定的争议、消费者预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