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思考与完善

当今我国医疗水平得到长足发展,但医患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有日趋严重的态势。为解决医患矛盾,打击违法医闹行为,2015年我国《刑法》正式将“医闹”行为“入刑”。然而“医闹入刑”后,并未达到立法之初预期的效果,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细化与完善仍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医闹入刑”的背景与“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入手,讨论了医患纠纷中的医闹行为界定与危害,并对当前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一点完善路径,旨在促进我国医疗与健康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     

新形势下我国毒品违法犯罪分析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严格的毒品管控措施,使我国毒情呈现出新特点.随着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我国毒品违法犯罪形势也将再次发生变化.为应对新变化,需要从涉毒案件打击,加强对麻醉、精神类药品监管,加大互联网涉毒监控,建立专业化物流查缉队伍,严格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和物流查缉力度等方面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这对于抑制毒品蔓延,建立更高水...     

基于K-means算法的居民数字画像促进基层治理研究——以CS市XZ社区为例

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K-means的居民数字画像算法在基层治理方面的应用,旨在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首先对居民的基本属性等关键信息进行采集和处理,创建一个多维度的数据集。然后对数据进行清洗和预处理,以确保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特征选择阶段设计B-EWE特征模型来确定相关的特征,创造居民数字画像的有效表示。最后通过K-means聚类,将基层社区的居民进行画像分类。根据实验结果来提出政策建议,协助基层制定更有效的治理策略,以满足居民的需求并改善其生活质量。     

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战略

中间业务是指不构成商业银行表内资产、表内负债,形成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其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九大类:支付结算类中间业务,银行卡业务,代理类中间业务,担保类中间业务,承诺类中间业务,交易类中间业务,基金托管业务,咨询顾问类业务,其他类中间业务.中间业务大多属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交叉经营的领域,随着金融电子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国外商业银行依靠存贷利益的经营收入大大降低,中间业务成为商业银行的支柱业务,中间业务收益占全部收益比重达到30%-70%.     

著作权准占有的法律意义及特征分析

著作权能否被占有,又如何被占有?这是一个在有些学者看来多少有些荒唐的问题。至少,将原本属于物权领域的占有制度与著作权相联系,乃是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在众多的物权法理论教科书中,     

新精神活性物质检验鉴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新精神活性物质更新快,种类繁多,缺乏国际条约的监管,列入联合国管控目录困难,加之一些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大麻等毒品管控降低,给我国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类毒品的监管带来困难.具有成瘾性和社会危害性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才能成为列管对象,毒物分析技术人员在列管程序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国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监管法规规定了相关列管程序,毒...     

检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及鉴别类NADC30毒株的双重荧光定量PCR方法

为建立可同时检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保守区和类NADC30毒株的双重TaqMan探针荧光定量PCR方法,分别针对保守的N蛋白基因和Nsp2基因设计特异性引物和探针,通过优化反应体系及反应条件对该方法的灵敏度、特异性、重复性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双重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R2）均大于0.990,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最低检测限分别为5.27 copies/μL和3.00 copies/μL,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不与其他常见猪病病原发生非特异反应,且重复性良好,批内批间变异系数均小于3%。对168份临床样本的检测结果显示,PRRSV总阳性检出率为68.45%(115/168),其中类NADC30检出率为32.14%,混合感染率为20.24%,与临床诊断结果相一致。结果表明,本方法可用于检测PRRSV和鉴别类NADC30毒株以及猪繁殖与呼吸系统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     

巴基斯坦毒品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巴基斯坦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历史悠久,20世纪70至80年代,巴基斯坦毒品问题产生,在此后三十余年间毒品问题进一步发展,对巴基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对地区安全形势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巴基斯坦毒品问题是在冷战背景下,其国内政策不能很好地应对周边地缘政治形势突变和国际毒品市场的变化而产生的,既与其毒品政策...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