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公人世界”中的官吏共生与制衡

司法活动离不开特定的场域以及与这一场域相关联的特定主体,公人世界和始终置身于其中的宋代官员、胥吏,就是宋代司法活动的特定场域和特定主体。官员与胥吏在公人世界中形成了既共生又制衡的关系,究其原因,在于宋代国家制度设计和运行中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对于宋代的法律制度和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朱熹的“较真”

讲宋代理学,必言“程朱”,“朱”即朱熹,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标准,巩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大学者,有个鲜明特点——较真,这体现在学术、作诗词与做官等方面。《宋史》记载:“(朱)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这时朱熹才四岁,可见其自幼就具有强烈求知欲。朱熹一生学问推崇“格物致知”,穷究事和物的道理,不仅对儒家典籍深学精研,对当时的科学也有相当研究,以至于20世纪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令典与惯例：宋代赐死规则之厘革与适用

作为传承久远的司法规则,“赐死”条款却在北宋《天圣令》中神秘消失。究其原因,乃是制度层面之专门安排,而非法令文本传抄疏漏所致。《天圣令》修订以后,赐死在具体适用层面形成的诸多习惯性规则,在宋代司法实践中得以长期沿袭。以天圣修令为界,宋代赐死裁决应当分别以令文规定和司法惯例为依据。以赐死为代表的惯例性规则呈现高度韧性与强大影响,对于司法实践发挥着实质性支配作用。     

宋代海南岛进士和举人补

关于宋代海南岛的科举情况,现存海南和广东诸旧志记载错漏甚多。考诸史志,宋代海南进士及第及有"进士"之称者至少有19人,制科10人(其中举贤良方正2人,举文学6人,举人材2人),诸科37人,举人估计约有450⁷65人次。     

论苏轼的人生哲学

纵观苏轼一生,浮沉官场几十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经历了数不清的坎坷与艰难,然而,政治上的失败并没有压倒他,他成功地驾驭了生活,成为生活上的胜利者,在经过七年近于流放的岭南生活之后北归的路上。他还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故土方圆

东濒黄海、西接淮阴、北通徐连、南越长江的建湖县,历史悠久,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南宋左丞相陆秀夫,著名外文家乔冠华……贤士俊杰难以胜数;矗立千年的宋代朦胧宝塔,"九里一千墩"的古汉墓群,风光旖旎的九龙口……胜地佳境引人留连;著名的杂技之乡,淮剧的发祥地之一,众多佳肴名点的发源地……种种高超技艺令人叫绝。     

区域中心 三镇鼎立

从城市发展的轨迹来看,武汉经历了外缘区率先开发期、市中心区双城机制和地区中心确立期,到宋代开始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武汉成为湖广大区域行政、军事、经济中心期。从宋元到明清,武汉取得了跨省的大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唐代后期和宋代时,武汉已开始成为区域中心。但到元代时,这     

宋代城市的治安管理

宋代实行“街市结合”的城建体制，城市经济文化生活比唐代更为活跃兴旺。引发出许多新的城市治安问题。对此，宋朝政府采取诸多措施：组建和完善治安管理网络，加强人口管理，强化公共秩序管理和消防管理。南宋临安城的治安管理，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具有一定的典范性。     

清明时节说包公:包公“司法之神”形象的形成动因与观念基础

包公作为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司法之神",其形象是通过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层累叠加,通过笔记、话本、杂剧、小说等载体糅合铸就,由老百姓在生活中自发形成。除了传统清官情结和包公个人人格魅力之外,传统司法文化对人格道德力量的褒许,赵宋以降中国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待,赵宋鉴于司法弊政而进行的司法改革,以及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司法职业化趋向,是包公之所以成神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因。包公作为"司法之神",其形象所蕴含的传统司法公正观念就是清官、清明和青天观念,就是在司法活动中清正廉洁,明法致公,为民请命。包公作为司法公正的象征,其形象是通过与权力、金钱、亲情的反复博弈逐渐丰满起来的,这三者也是导致传统司法不公的最主要因素。认识包公故事中的百姓心声和包公成神的内在动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宋代城市税收视角下的城乡关系变动研究

城市税收是观察城乡关系的重要视角。宋代对坊郭户和乡村户分开征税，税制城乡分野，表明了城乡差别。对坊郭户单独征税是宋代城乡分离的重要标志。城市税收征收以城市经济为基础，农业税收征收以农业经济为前提，两者具有经济形态、地域和征收方式以及税收体制的不同，城乡自然存在差别和分离。宋代城市财税力量的不断崛起，成为政府的财税之源和重要依赖。这表明城市工商业得到充分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宋代城乡之间的分离。此外，由于宋政府出于增加税收的目的，部分税种城乡共征，城市财税支持农村，农村财税支持城市，表明城乡存在联系和似无差别的一面，城乡呈现一体化的变动趋势。而这种变动趋势是以宋代城乡关系分离与一体并存为特点。宋代城市税收对城乡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形成了作用城乡关系的变动机制。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的变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从城市税收的视角来看，宋代是中国城乡关系的重要转折点。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城乡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