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调解协议之强制执行力探析——基于效力位阶、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视角

行政调解作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法形成的行政调解协议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导致权利人诉累增加、义务人违约成本低廉、行政及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行政机关专业技术优势无法发挥等问题。基于效力位阶、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视角，行政调解协议均应具备可申请强制执行的应然效力，在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完善调解程序，加大行政调解的制度保障和投入，设立风险保障金机制。     

纠纷解决机制外在制度环境的优化——以行政调解制度为例

深刻反思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实践，为行政调解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是行政法学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显然，与制度内在设计之改良同等重要的是制度外在环境的优化。就当下中国的行政调解制度而言，重塑其法律地位，加强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构，建立健全源自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就成为实现这种优化的具体内容。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行政调解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制度预期。     

让广大职工信赖和依靠工会

今年以来．天津市各级工会把开展“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作为学习宣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深入基层、深入职工，推动工会重点工作，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维权当工会与法院携起手——小时速度的启示成为工会与法院携手结案最短的速度

由北京市总工会牵头建立的劳动争议调解六方多家联动机制，5年来解决了大量劳动纠纷。为充分借助和发挥各自在联动机制中的优势及丰富经验，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在社会矛盾提前化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今年7月28日．市总工会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签订《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调解联动工作的合作协议》，双方就建立委托工会调解劳动争议案件机制等内容展开合作，这是全市首个中级法院与市总工会签订的协议。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与非必要性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新的《行政诉讼法》将从2015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的首次修改。新《行政诉讼法》第6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行政审判实践中＂变相调解＂现象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从而导致行政案件的撤诉率居高不下,大多学者及实务界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学者对这种制度建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但综合考察之后,发现这些理由和根据并不充分。当前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具备必要性。     

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问题探析

一直以来,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问题存在很多争议。新《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明确了检察机关有权监督法院调解,并对监督方式、监督对象作了相应规定。不过,区区几个条文,且略显简单的规定,并不能彻底解决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在新法实施过程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对于监督对象、监督时机、监督方式和监督保障的规定,还需进一步完善、细化。     

个案“司法解释”之现实困境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本文从分析我国司法解释体制入手,通过厘清意在探讨的个案“司法解释”的概念,结合司法审判工作实际,分析个案司法中法官或法院面临的在对个案进行“司法解释”的工作实践中所面临的理念困惑、体制困境,阐述了个案“司法解释”的司法实践与司法公信力的点面关系,及应对个案“司法解释”现实困境的思路.     

关于中国构建和完善ADR的建议

作为一种传统的、权威的纠纷解决,诉讼由于其昂贵的花费、繁琐的程序、时间的延迟等缺陷,对于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它越来越不能满足成员的需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ADR得到蓬勃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也发展了我国特色的ADR模式,随着国家法制的不断建设,我国与世界当代的优秀法律模式不断接轨,但依然存在很缺陷,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预防性行政协调的法治建构

相较于现有的行政诉讼调解、协调的理论与实践,预防性行政协调在合法性与正当性方面有所突破,强调在行政争议尚未诉至法院之前,通过司法权的主导,积极探索新的途径,提前介入到行政决策或者协商过程中,针对行政过程的预期侵害作出风险评估,及时发出预警,或者针对行政过程的合理性问题提出协调方案,有效预防社会矛盾的激化,并为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模式提供新的视角与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