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失控与共鸣——数字资本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理论批判

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已进入数字社会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并不是绚丽的乌托邦,它仍然符合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形象。一方面,数字生产同19世纪的工业生产体系一样,将世界上的诸多元素转化为其数字化的数据,并用一种新的体系凌驾于人与社会之上;另一方面,如同工业社会的生产体系造就了风险社会一样,数字社会也造就了失控社会。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不在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在于资本对数字技术和生产的资本主义式的占有。马克思提出的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于扬弃人的自我异化,重新占有人的本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关键在于实现数字空间中的共鸣,通过放弃掌控的关系,让人重新回归自己的本性。     

官民互治与官民共治比较研究

官民互治是指政府官员与社会公民在法律前提下,依据宪法和法律等社会契约,通过行使或履行权利义务所进行的相互交往、相互制约、相互管理的活动;官民共治是政府官员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其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官民互治与官民共治的主客体存在差别,重心也有所不同。但两者从理论上来看是共通的,相互作用的。只有在官民互治的价值引导下进行官民共治,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日本社会治理的新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了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并致力于探索新型的官民关系,推进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日本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     

走向官民共治

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官民共治。这些年来,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越来越重视并倡导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这绝不是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他们不懂中国国情,更不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结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谓的“杂音”和“噪音”。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和谐社会与行政诉讼和解的制度创新

行政诉讼和解作为一种合意式解决争议、协调官民矛盾的纠份解决机制,契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在行政诉讼中实施和推行和解制度,具备理论正当性及现实必要性.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与创新,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从限定适用范围、完善实施程序、提请明确立法等方面进行全面展开与推进.     

一种官民二重的结构模式——社会转型时期的“第三部门”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作为促进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三部门”开始兴起。然而，与西方关于“第三部门”的学理要求以及自下而上的生成过程相比，由于对历史经验、化传统、政治架构的“路径依赖”，中国的“第三部门”是政府部门与民间社会两种力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的结果。这就使得社会转型期“第三部门”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存在相当的差距，呈现出一种官民二重结构模式。     

在依法的旗帜下“互动”

有媒体发消息,为北京市工商局在网上的官民互动谈政风叫好。其实呢,更为广义的更应叫好的官民“互动”还很多。比如说吧,官员要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公民要依法办事、依法行事,这大约是不难知晓的常识。然而,当因不依法而动造成官员侵害民权、公民危害公共利益、社会秩序时,又当     

中国提出建立新型亚洲引起共鸣

<正>“政治上和谐相处、经济上平等互利、安全上互信协作、文化上交流互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期间提出建立这样一个新型亚洲,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吴邦国在4月21日的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表示,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     

读者

地权改革的框架与创新(2008年第22期《地权博弈》)所有关于农业和农民的经典论争,如今似乎都在中国的农村现实中凸现,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斯科特的"道义经济"与波普金的"理性小农"的概括。斯科特在其《道义经济》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生存伦理的道德含义,强调剥削与反抗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卡路里和收入的问题,而是农民关于社会     

论当代中国行政指导的制度化

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主要指政府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制定诱导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或者通过运用具体的建议、劝告、鼓励等方式,引导社会公众予以合作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非强制性行政活动.因其所特有的柔软性、灵活性和民主性等特征,行政指导成为适应中国政府管理的主要手段和行为方式.在现实公共管理活动中,行政指导正面临着发生异化、信息交流"阻隔"过大,缺乏"官民合意"的空间和透明度不够,"黑箱操作"的制度化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官员权力,意识的固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缺失.为推行行政指导制度化,就需要建立行政指导公开制度、咨询制度、听证制度和责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