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水源” 遭受污染

水源遭受了污染,自然水也就无法正常饮用了。而如果把社会的风气比作河流,那么那些不公正的现象,想必就是种种的污染源;而破坏到水源的污染源,又会是什么呢……我曾听说过一位法学院的老师在课堂上被学生当堂“质疑”的经历。那天,老师在课堂上引领分析案件,要求学生们从诉讼法理和实体法理和实体法理两个角度对该案的法律文书进行评价。     

浅析法律选择方法——兼评《法律选择与涉外司法》

《法律选择与涉外司法》一书作者弗里德里希·荣格教授是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更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大师。荣格教授的学术贡献彪炳史册，这最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法律选择与涉外司法》中。此书思想深刻，语言精练，才思睿智，被誉为一部“史诗性巨著”，堪称文化的“饕餮盛宴”。     

薄熙来案件审判的法理问题研究(下)

薄熙来案件是我国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案件。薄熙来案件的依法审判,具有彰显法治精神、表明反腐决心、体现人人平等、普及法治教育、维护司法公信、回击政治谣言、回应民众期盼和推进法治进程等多重法治意义。薄熙来案件审判涉及公开审判、实质审判、独立审判、异地审判、辩护权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翻供、非法证据排除、证人资格、证据适格性、证明力等程序法问题,以及明知并认可、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执行上级命令之职务行为的正当化、拒不认罪应否严惩、贪污数额的认定、循私舞弊型滥用职权罪的认定、受贿罪的死刑适用、个人社会贡献能否"将功折罪"、是否漏诉包庇罪等实体法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讨。以薄熙来案件及其教训为镜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要着重强调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持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大力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法院适用国际条约的影响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国际条约的适用没有任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适用国际条约的法律依据作出指引。从对我国已生效的国际条约和尚未生效的国际条约两个方面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都会对我国法院适用国际条约产生影响。对我国已经生效的国际条约,我国有直接适用条约的义务,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排除条约的适用,或扩展条约的适用范围;对我国尚未生效的国际条约,我国没有适用的义务,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使我国法院适用条约的规定。     

判决效力理论研究与制度建构

2015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史上条文最多的司法解释--《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该司法解释一出台便引来学界和实务界的一片惊叹。实体法学者亦感诧异，不过是一部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能有这么复杂？社会亦有人质疑，普通百姓如何懂得如此繁杂的司法解释，尤其是其中充斥的各种概念。其实，恐怕在民事诉讼法学界中亦有这样的异议。     

论司法裁判社会效果缺失之成因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两套评价标准，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着眼点不同，一个更多在法体系内展开评价，另一个则是超越法体系的判断。联系在于社会效果的判断并不是一种任意的非法律性判断，它仍然要建立在法律效果评价基础上，亦即要以司法裁判的“实体裁判质量”作为参照基础。构筑于“法律效果”基石上的司法裁判在回应社会期盼时“力有不逮”,这已凸显于司法改革进程中诸多方面。实体法规范结构中的事实与规范的绝对分离，及该结构对诉讼目的之影响，导致了诉讼与纠纷之间内存的张力具有内在恒定性。“从规范出发型”的司法裁判方式可以从“以事实出发”的司法裁判方式中获得有益借鉴，进而提升和实现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     

我国民事诉讼标的及其识别问题分析

民事诉讼标的是指法院予以审理和裁判的对象。我国的民事诉讼标的理论吸收大陆法系诉讼标的理论基础,形成民事纠纷说、新二分支说、分别识别说与为实践部门普遍接纳的旧实体法说等诸学说。其争议焦点主要围绕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识别标准进行。从利于诉讼实践的角度出发,仍应坚持实体法学说,但诉讼标的的识别要以原告向法院提出的实体法律关系或请求权为准,未向或未能向法院提出的实体法律关系或请求权不能作为识别依据。     

我国反酷刑问题成因分析

禁止酷刑行为是当今国际人权标准的重要要求,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持续努力的一项共同任务。我国自签订反酷刑公约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反酷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公认的进步,在国际反酷刑的人权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司法环境的影响、实体法配置的欠缺等因素,致使我国反酷刑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探究我国反酷刑问题的成因对于有针对性地加强反酷刑工作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困境与突破:德国诉讼标的理论重述

德国民事诉讼标的理论历经上百年的更替,从“实体法说”到“诉讼法说”,再从诉讼法说中的“二分肢说”和“一分肢说”,始终绕不开“法律效果”与“权利诉求”两个因素,两者共同构成界定“诉讼标的”内涵的两个坐标.其中,“法律效果”以实体法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为基础,以纠纷的实质解决为导向,是原告通过诉讼程序期望达到的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权利诉求”则立足于程序法,是原告为实现实体法上法律效果而采取的诉讼手段.由于“诉讼标的”内含的模糊性造成识别困难,德国理论界试图寻找一个能够适用于诉讼系属、诉的合并、诉的变更、既判力等各程序领域的“诉讼标的”统一概念,但始终难言成功.于是,相对诉讼标的理论悄然兴起.该理论的贡献不在于建构,而在于突破,即打破固有的“诉讼标的”概念的一体化思维模式,使其在不同诉讼语境和程序场景中呈现流动化态势,以适应不同的政策考量与解释操作需要.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研究

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顺利运行的重点在于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具有双重属性:在实体法层面上,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是一种人的意向动机,在于满足刑法特殊预防的要求;在程序法层面上,不被强迫即为自愿,其在于满足刑诉法保障人权的要求。理论上,"自愿性"难以量化的主观性迫切需要树立底线正义观,以可测控的量设定自愿性的主观标准;程序上,检察机关与被追诉人的地位不平等性亟需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约束以及健全律师辩护制度,以构建一个完备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