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实质和程序的统一

在当代民主理论领域存在着实质民主论和程序民主论的激烈争论,占据主流地位的程序民主论,推崇民主程序,贬低或否定民主的实质,将民主的程序和实质相割裂、相对立。当代重要的民主理论家达尔倡导多元民主论,他的多元民主论也主张程序民主。他坚持了人民的统治的民主实质的核心理念,提出了理想民主的标准程序和现实多元民主的制度性程序。达尔反对将民主程序和民主实质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强调民主的程序与实质是捆绑在一起的,认为民主具有强烈的实质性同样具有程序性,从而超越了程序民主论与实质民主论的对立,这是达尔对程序民主论的一大贡献,对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刑法立法根据的反思

我国刑法立法的特色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注重政治依据、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法律根据和注重吸收国际刑事立法经验。采取这种立法思维,利弊兼具。因此,对其进行深刻反思有助于明晰我国未来刑法立法之完善方向,从而促进刑事法治的进一步发展。     

保护规范理论实质解释不足的批判与重构

保护规范理论作为裁判相关人公权利的准据,一经引入就被我国司法实务迅速接受,以期塑造扩张型权利保障的行政诉讼新秩序。公法规范鲜有公权利的直接表达,惯以显性语言表达客观法文义,以隐性目的决定权利保护射程。我国法院倚重客观法内容叙述国家与个人的法律关系,难以妥当辨析出显性文义与隐性目的之关联以探明隐晦其中的公权利。这一形式解释偏好溢出了法解释本身,有必要在国家治理现实和法教义学的双重约束下,重新阐明保护规范理论实质解释的权利保护要义。     

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再审视

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在能动履职理念指引下自觉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行使实质平等的重要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对诉权行使实质平等的现实需求,检察机关亟需重新审视因支持起诉所产生的案件增量与诉源治理之间的关系,明晰支持起诉工作的基本原理和制度构建的逻辑,减少诉讼弱势群体讼累,保障诉权行使实质平等,推动支持起诉工作从“均码正义”向更高水平的“特殊保护”转变,体现法律保障的力度和检察为民的温度。     

论抽象危险犯中对间接危险的实质化审查

立法上,抽象危险犯在条文中未坚持“行为+结果”的固有表述路径,而仅呈现出“行为”类型的特征。此举易导致理论上对抽象危险犯的阐释倾向于采取形式说,仅要求身体动静即可而不要求有侵害结果,也导致司法上对抽象危险的制裁呈现非理性的一面。但所有的犯罪实际上均要求某种“结果”,只是抽象危险犯中要求的结果在于对外界造成影响的“外界变动”。重新审视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和构造,需对抽象危险予以实质化审查,即借助构成要件的各要素,结合当时的各种事实情况,以生活经验法则间接地对现实中的危险实施三维立体的审查。而由于抽象危险犯动态的危险构造,实践中需对各类抽象危险确立不同的犯罪化门槛,从而保持维护安全和保障自由两大利益间的平衡。     

论公司决议轻微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

公司决议程序瑕疵轻微且对决议形成未有实质影响的,法院可以裁量豁免决议的撤销,适用要件包括“轻微程序瑕疵”和“不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此类司法裁判存在要件适用标准不一、要件关系判定不一、裁判理念偏颇等问题。立足于裁判的实证研究和法教义学的概念体系,可以进一步解释何为“轻微程序瑕疵”,进而探寻“不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的真意,并明确这两个要件的体系关联。唯此,裁判者方能对公司决议程序瑕疵做实质性价值判断,在个案中精确判定公司决议程序瑕疵之于决议形成的影响力度,进而形成清晰的论理逻辑链条,实现对裁量驳回裁判尺度的妥当把握。     

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反思与解构——以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为视角

学术界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诸多批判建立在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的认识之上。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标准"。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虚拟的冲突,是一种过时理论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冲突。从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的视角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进行解构。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和重要的理论根据，应当重视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非刑罚处罚的适用上还存在许多缺陷与问题，应当加以完善和解决。     

政府形式回应是无奈之举还是必要手段: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各地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来不断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新需求,提升政府的回应性。但现实中存在大量推诿性回应、模糊性回应等政府形式回应行为。研究发现,公众的不合理期望与政府权力和能力有限的矛盾催生出超越政府职责范围与能力边界的诉求,构成政府形式回应的触发因素;制度环境、抗争性利益表达以及官僚理性知识与个人感性知识冲突是政府形式回应发生的重要外部推力;与此同时,基层公务员胜任力不足和公众身份特征则发挥着调节变量的作用。